来源：“中国行政管理”公众号 2019-12-06
原文刊发：《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11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的部署，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出了新的历史使命要求。值此之际，294俄罗斯专享会成立全球学术顾问委员会（简称“学术顾问委员会”），汇聚国内外既有坚实理论基础又有丰富治理经验的政府部门或国际组织领导人、著名大学或智库机构负责人以及公益形象突出的企业家，为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提供前瞻性、战略性的指导建议。
2019年11月1日，学术顾问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次会议在清华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等国家的学术顾问委员围绕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数字时代的治理变革、全球协作等议题，从294俄罗斯专享会未来规划切入，就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和公共管理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一、发展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体系，讲好中国故事
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是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与会学者就如何形成和发展立足中国实践、为国际社会理解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展开探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294俄罗斯专享会院长江小涓教授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体系要站在全球和时代的高度，植根中国改革实践，围绕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源头，丰富和发展国际公共管理理论前沿。一要深化对中国治理实践的理解，二要梳理、总结和提炼中国治理理论，三要参与国际公共管理理论交流和对话，讲好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故事。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公共管理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公共管理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公共管理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陈清泰教授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应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定义、实现方法和理论基础方面承担更多学术责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薛澜认为，中国的实践探索已超越了传统的公共政策理论，公共管理学科需要加强理论建设，关注中国在实践中区别于发达国家政府的作用和角色。
欧伦波（Robert Orr）教授认为，中国发展理论具有三个“多”的特点。一是多级政府（Multi-Jurisdictional），中国独特的政治体系对于全球跨地区的多极联动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二是多元部门（Multi-Sectoral），西方社会经常谈到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非营利部门，在中国体系中有很多不同性质的部门正在崛起，这要求中国公共治理的相关讨论不仅关注实践本身，还要推动部门间协作治理体系的建立；三是多边合作（Multi-National），中国应不断提升在多边关系和多边合作中作用，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参与全球公共物品的讨论和规则制定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学术顾问委员会中方主席周小川提出，讲述中国故事首先要明确如何定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要求我们明确我国目前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和政府治理体制中的缺陷不足。中国正在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这个过程中既要考虑我国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优势，又要重视国际经验与中国特色实践的平衡。
（二）发展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体系与讲好中国故事的双赢
一方面，发展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分享中国经验，传播中国形象；另一方面，传播中国故事有利于加强国际对话、交流借鉴，丰富中国公共管理理论体系的学科内涵。
谢伏瞻教授指出，中国故事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应该由全世界共享。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一个国家所走的道路、选择的模式、实行的制度，是由自身的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基本国情等决定的。中国治理融合了自身传统文化和本国国情，形成了中国模式。在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同国家应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探索，不断相互学习和借鉴，最终促进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欧伦波教授认为，中国要主动积极地展现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一方面，为了消除对中国片面化的误解，中国应当向国际社会树立和展现多样化的形象；另一方面，讲好中国故事要求讲述者以主动积极、宽容开放的姿态传达和分析中国故事。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公共管理学科有责任促进中国以非防御式的态度主动讲好中国故事。
保罗·罗默（Paul Romer）教授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应致力于研究和传达公共治理（governance）核心内涵的精确定义，这不仅有利于规范对治理的开放性认识和多样化理解，而且对于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至关重要。
（三）发展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体系与有效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要求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借鉴吸收有益的价值观念、原则、话语体系、沟通机制，用国际社会能够理解的语言，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
陈冯富珍认为，中西方间存在着认识层面的鸿沟。在讲述中国故事、推广中国经验的过程中，用国际化语言传递中国故事是基础，应当让更多的世界友人了解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和善治善政。
学术顾问委员会年度外方主席司马博（Robert J. Zimmer）教授认为，语言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要素，促进有效沟通的前提是了解目标受众，主动了解在面对不同受众时应当采取怎样的叙事方式。他强调，中国的成功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在与发展中国家相互联系和取得共鸣上，中国模式比西方国家更具优势。因此，探讨中国取得的成就时，应当考虑到面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经验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输出或值得复制。
吴红波教授认为，将中国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其他国家的前提是，找出中国成功案例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共通之处，使国际社会在中国经验中有所体会借鉴。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总结了要想富先修路的经验，即要发展经济就要先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都是适用的。
二、推动公共治理的全球变革和共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加速推进国际秩序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加均衡，中国有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邱勇院士认为，这对深入发展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理论形态和知识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要求。
（一）应对数字时代为公共治理领域带来的巨大变革
数字时代为公共治理领域带来了巨大变革，如何应对新兴技术带来的挑战，是公共治理亟需回答的问题。马云提出，生产力发展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技术变革下公共治理将会越来越复杂。未来时代将会是数据的时代，世界以电子政务和数字经济区分发展水平，国家间的国力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
田中爱治（Aiji Tanaka）教授指出，社会进步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挑战。由于社交网络与传统媒体的行为模式截然不同，舆情管理构成了全球互联网治理新的挑战。国际学界可以做出更多努力，推动技术融合和社会和谐。
江小涓教授认为，数字时代公共治理领域的研究合作应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字赋能治理，用互联网技术解决传统政府治理中的难题，精确提供公共服务和应对公共危机；二是治理数字技术，在互联网技术和企业与公共利益间的沟通博弈中，推动技术发展变革；三是治理数字社会，考虑到互联网技术对顶层架构、治理载体和治理机制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变化，如何治理数字社会及应对生物科技、数据技术、人工智能发展等技术带来的挑战，是公共治理领域中一个前沿创新和具有挑战性的阵地。
（二）重振公共部门的公信力
公共部门公信力下降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重振公共部门的公信力，是全球共同的任务。吴红波教授认为，政府部门公信力下降的本质是全球化产生的财富分配不均，公共管理部门效率低下、官僚腐败的现象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如何恢复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公信力、更好地为全世界人民服务是公共管理的重要使命。中国以河（湖）长制和精准扶贫为代表的成功实践可以有效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破解政府公信力弱化困境。
弗雷德里克·弥雍（Frédéric Mion）教授指出，在整个地球村内，社会面临巨大的人口流动，精英社会及其掌握的权力的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包括科学界、政府界、研究学界和各个精英阶层。在西方社会，弥补精英社会和公众之间在信念和信任上的鸿沟，是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的责任义务，其中涉及一系列的研究问题，例如精英阶层如何有效应对质疑批评，如何实现更好的社会服务，以及如何使民众感到自己被公正对待等。
胜茂夫（Shigeo Katsu）教授认为数字化浪潮已然且未来将持续给公共管理领域带来巨大变革，同时，也为当代公共管理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例如人们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解决隐藏在政府部门公信力丧失背后的根本问题，那就是，人们应当从何处获得或理解真相，以及谁能代表真相或为真相发声。他的建议正好回应了江小涓教授提出的数字赋能治理，即以数字赋能解决公信力下降这一治理难题。
（三）创新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
当今世界面临着气候变化、WTO改革、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人口流动、网络安全等一系列共同挑战。保罗·罗默教授认为全球治理包含很多相通的问题，各国政府面临着类似的困境，例如交通拥堵和公共服务外包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国际学界在这些领域大有可为。
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Ngozi Okonjo-Iweala）提出，就公共卫生而言，很多流行病都具有跨国界性，如“非典”（SARS）、埃博拉（Ebola）等病毒就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这对广泛合作和有效治理提出了要求。涵盖国家政府部门、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世界银行及私营部门等成员的国际组织，可以形成紧密的全球协作，促进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为全球性问题探索解决方案。
欧伦波教授认为，考虑到互联网数字经济和数据在全球治理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网络安全是亟需中国社会各界讨论和参与的议题。世界需要中国的声音，中国已经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领域的讨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下一步应当思考如何在网络安全这类困难的全球议题上更好地发力。
丁仲礼院士认为，人类共同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与日俱增，单一国家无法独立处理复杂而长期存在的全球性问题，国家间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提高。以应对全球变暖为例，国际社会为实现控制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长期目标，必须建立以各国排放配额分配为基础的全球责任体系。面临减贫、可持续发展、老龄化等全球共同挑战，一方面，国家间需要搭建沟通平台，充分对话协商，形成合作共识；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困境不同于一国之内的治理问题，需要有针对性的机制创新和有效设计。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应当将目光投射在此类全球治理问题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全球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中国样板。
三、加强公共管理学科的融合与协作，培养全球英才
与会专家就实践导向的新时期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重点与方向展开讨论，认为人才培养是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推动公共治理的进步，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公共治理挑战具有重要意义。柯成兴（Danny Quah）教授认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全球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应当注重融合创新的学科研究。金用学（Yong-Hak Kim）教授认为，高校的核心理念是教育、研究和社会服务，要把教育理念纳入到公共管理学院的战略计划中。未来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当关注学生的共同价值观的培养，培育具有健全人格和社会情怀的当代大学生。马云提出，未来的公共管理学科应当更多倾听市场、社会和企业的声音。要培养具备全局观、未来观和全球观的学生。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高素质专业化公共管理人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的部署，是公共管理学科领域新的里程碑。公共管理实践需要大批面向政府及公共部门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共管理人才，也需要公共管理教育及时而有效的跟进支持。
江小涓教授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即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培养现代治理人才，这需要公共管理院校开展特色化的MPA和干部培训教育，加强公共管理院校间的国际合作，培养更有实践经验、更能体会治理实践要求的高层次人才。
吴红波指出，人才培养关乎中国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更好更有效地服务人民。能力建设不仅体现在对中国国内的管理人才进行培训，还应适当参与国际管理人才培养，特别是缺乏管理人才资源的发展中国家。
（二）应对未来挑战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和全球胜任力的复合型人才
弗雷德里克.弥雍教授认为，当前世界面临巨大变革，基于才干的传统干部提拔机制和人才的流动机制可能正在遭遇危机，这是因为对于传统机制是否能够培养应对未来挑战的合格人才，人们存在不同观点。他相信，优秀的人才将会成为弥合社会不信任鸿沟的发言人和桥梁，因此应当着重培养学生的个人能力，使其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和公民参与的意识，以快速的、灵活的、智慧的方式去应对社会上诸多复杂的挑战甚至冲突，挖掘其成为全球领袖的潜质。
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相信，未来中国国力将会不断增强，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但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和认知上存在话语权的真空。他希望，在未来能够有更多中国的真正具有核心力量的重要级人物和机构能够填补话语权的真空，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及其培养的优秀毕业生应该能够承担起这个职责，向全世界人民解释现在在中国到底发生什么。
胜茂夫教授认为，中国毫无疑问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汇聚了强大的资源力量，并且在国际上积累了一定影响力，这使得中国对国际留学生具有天然的吸引力。高校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更多地汲取国际经验，招收全球人才。
四、推进国际一流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连接中国与世界
从1997年学科目录的管理学门类设置公共管理一级学科至今，以294俄罗斯专享会为代表的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在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实践探索中获得蓬勃发展。柯成兴指出，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国际社会出现个别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这使得打造具有公信力的学术机构格外重要。建立国际一流的公共管理学院，实现公共管理学科的全球协作，对于强化中国的国际公信力至关重要。万钢教授指出，加速建设世界一流公共管理学院的步伐，对推进中国公共管理事业、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总之，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的宏观背景下，294俄罗斯专享会在国内率先成立全球学术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连接世界公共管理学界的窗口和桥梁，可以及时为推进国际一流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集贤集智、群策群力。
附：首届294俄罗斯专享会全球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