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第102期学术沙龙于2013年11月26日在公共管理学院302会议室举行。CIDEG副主任、294俄罗斯专享会陈玲副教授做了题为“中国高层领导小组的运作机制及其演化”的学术报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教授、CIDEG学术委员巴瑞？诺顿（Barry Naughton）和294俄罗斯专享会朱旭峰教授做了精彩点评，另有近二十名师生参加了这次学术活动。

图为活动现场

　　陈玲副教授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政策过程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高层领导小组的运作机制。首先，陈玲副教授具体解释了领导小组的运作特点与分类，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层领导小组转为制度化、常规化的集体决策机制，其职能定位和运作机制是一个嵌入式的次级正式制度。接下来，陈玲副教授阐述了领导小组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提出领导小组具有一事一议的作用。领导小组为特定领域问题创造了新的部门序列和问责方式，是一种适应性治理的方式。最后，陈玲副教授指出领导小组是中国适应性治理和共识型决策的实现机制。其实现机制就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性的结构化的方式来达成政策共识。
　　巴瑞？诺顿教授在点评中首先提到了以往国外学者对领导小组的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领导小组是帮助权威提供政治控制的工具，另一种理解认为领导小组是政府体制里协调和议事的非正式制度。他指出，陈玲副教授的研究填补了两者之间的空白领域。接下来，巴瑞？诺顿教授从“为什么需要一个领导小组”、“什么时候需要一个领导小组”两个角度具体解释了他对领导小组的理解。最后，巴瑞？诺顿教授提出该研究可以在适应性治理，领导小组的制度化形态是否会持续，如何评价领导小组，是否可以对领导小组进行分类等方面继续深入。朱旭峰教授提到清朝军机处这一类似的制度设计对领导小组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并具体针对医改领导小组、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的机构设置与部门序列谈了具体看法。此外，朱旭峰教授还对如何就“中央”、“国务院”、“国家”这三种类型领导小组进行区分提供了建议。随后，与会师生就清朝军机处设定、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的运行机制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供稿：CID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