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下午，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名誉教授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在294俄罗斯专享会展开了一场以《中国下一阶段发展战略》为主题的演讲，此次演讲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吸引了大批校内外观众。这是自2005年以来，斯蒂格里茨教授第六次到访我院。
图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演讲由公管学院崔之元教授主持，学院院长薛澜，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我院教授胡鞍钢，作为点评专家参加了此次活动。
图为崔之元教授主持讲座。
“十三五”规划，中国需要面对五个关键挑战
斯蒂格利茨认为在任何一个规划中，关键的问题都是要关注速度和次序。他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点是必须要维持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平衡;第二点是规则，市场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必须有人去塑造这个市场，必须建立规则来指导市场。从长远来看，政府应当在环境、教育、健康、创新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根据中国进行“十三五”规划的大背景分析指出中国需要面对五个关键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是中国所要面对的，也是大多数国家需要面对的。
第一点是不平等。这是一个伴随市场而生的挑战，需要市场、政府、社会共同发挥作用来应对。其中，结果的不平等与机遇的不平等息息相关。虽然中国现在不平等的现象有所缓减，但是还是比美国不平等的现象更为严重。同时，不平等不仅仅只是道德方面的问题，因为它也影响着经济的表现，长期的不平等会造成经济绩效的下降。
第二点是环境的恶化。环境的不断恶化会影响经济、人们的生活水平及寿命，这是很重要的挑战。
第三点是经济的不稳定。市场本身并不高效，也不稳定，2008年的金融危机正说明了这一点。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律中也有些漏洞，斯蒂格利茨关于信息不对称的一些研究也能说明经济的不稳定。他认为要求中国市场的自由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论调，因为它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也是会带来巨大的成本，对中国来说成本尤其巨大。斯蒂格利茨认为在金融行业改革的讨论中，大家都关注于预防金融业破坏其他行业，预防金融危机、信用卡透支，或者预防一些掠夺性的放贷等等，但是没有多少人关注金融行业真正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管理风险、分配资本，特别是向中小企业进行分配。只有这样，才能带来机遇，带来平等。
第四点是信任的萎缩。这在西方很多国家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公共、私营部门的经济效益，都与此相关。同时不平等问题和腐败问题也与之息息相关。斯蒂格利茨认为它不仅仅只是腐败的问题，可能在私营部门也有相关的问题。在美国，这也与在危机时“公正”的缺位息息相关，有人称之为美国式的腐败。
第五点是经济的调整。斯蒂格利茨指出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就中国而言，经济结构尚不完善，还要更多地发展服务业，而且更多的是要将出口刺激转向为内需刺激，但是目前就这个形势而言还是有许多困惑。
斯蒂格利茨指出，进行适当的平衡和顺序的安排，包括公民、社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是实现2020年中等繁荣社会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图为讲座现场。
“向心力”和“离心力”是影响平等的两个因素
斯蒂格利茨通过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关于平等与不平等的问题。在收入和财富的均衡分配方面，斯蒂格利茨认为这其中有一个向心力和离心力平衡的问题，如果说向心力是收入，而同时还有一个离心力来拆散。在美国最近这几年，这个平衡关系发生了变化，这种向心力增加了，离心力更强，所以大家看到美国的不平等现象增加。斯蒂格利茨认为要同时找到这些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力量有哪些，只有这样才能够进行更多的平衡分配，创造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另外在教育方面，美国还在建立一种更平等的教育系统，它赋予美国人平等的教育机会，所有人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斯蒂格利茨希望在“十三五”规划中看到中国建立一个相似的教育系统，这个教育系统应关注于创造平等的教育机会，从而避免社会的离心因素增加。
政策的制定需要开放的思想和理念
斯蒂格利茨认为，一个最好的政策，能够以一种协调性的方式应对所有战略性的问题。他指出GDP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经济表现的衡量标准，它并没有考虑到环境的恶化和健康的问题，而这些都是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如果把这些因素都涵盖进来，人们看问题的视角会非常不一样。
另外一个政策的问题就是要确定开放的重点是什么。斯蒂格利茨认为这是一个速度和次序建立的问题，而最重要的就是思想理念的开放。在1980年，中国转型市场的时候，斯蒂格利茨与一个代表团——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家代表团会晤过，也谈到了中国进行经济转型最好的战略是什么，当时中国的代表都以非常开放的态度倾听各种各样的观点，斯蒂格利茨认为正是这种思想和理念的开放才促成了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他认为最次要的一点也许是资本和金融市场自由化，这是最不可取也是最次要的。
现在大家都在辩论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或者政府继续在很多重要的市场中，比如金融市场、创新、行政划分、不平等教育、健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斯蒂格利茨认为首先要了解政府需要在哪里发挥作用以及市场的局限性在哪里。中国现在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环境的问题、教育的问题、不平等、健康这些社会性问题。这样的问题，有时可以用市场来加以解决，但同时政府也需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协调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不能两极之间过度摇摆。
中国经济增长应靠公共投资推动
斯蒂格利茨指出现在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内需，这是全球经济的问题，全球经济都在放缓，中国已经意识到全球经济的疲软，已经没有办法靠出口了，因此需要转向国内的需求，有些人却对这一点进行错误的解释。想要增加中国个人的消费，要花一定的时间，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国家庭的收入只是GDP的35%，比美国的一半还要少，所以这是结构转型中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不应基于个人的消费来推动，而是要基于公共的支出、公共的消费和公共的投资。例如有很多人进入到城市居住，所以应该建立公共交通系统、建立公共的教育系统以及建立一些基本的房屋等等，这些都需要投资。而且还需要公共的支出来进行医疗的投资，这是对未来的投资，也是一种消费的形式。
斯蒂格利茨还指出应该创造更多的投资，不仅是中国，全球都是如此。由于全球化，现在中国变成世界的一个部分，在这方面，中国对全球经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例如金砖五国银行的建立，就是把一些收入储蓄进行了回收，这是很重要的工作，不是进行个人的消费，而是进行了投资，中国和世界都需要这样的投资。
随后，薛澜教授和胡鞍钢教授就斯蒂格利茨教授的精彩演讲做出了各自的点评。薛澜首先高度评价了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认为他是中国政府的好顾问。薛澜指出，中国政府的职能作用发挥的还不够充分，政府应该发挥关键的作用，例如制定正确的制度规则来提升政府的表现以及改善财富的分配等。胡鞍钢认为斯蒂格利茨教授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些很好很具体的建议，例如加大公共投资来推动经济等。
图为薛澜院长、胡鞍钢教授现场点评。
听众们对于演讲内容反应十分热烈，在对话环节中纷纷踊跃提问。在这场深入生动的对话中，现场的观众表示受益匪浅，通过与大师对话，不仅对所学知识有了更深的认知，更加深了对当前世界经济和社会热点的理解。
图为斯蒂格利茨与观众互动。
供稿：发展办公室
摄影：侯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