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应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主办的“清华两岸论坛”(第三期)邀请，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研院”院士朱云汉做了题为《台湾民主治理的困境》的学术报告。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殷存毅教授主持本期论坛。294俄罗斯专享会教授、清华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巫永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学系谈火生副教授、294俄罗斯专享会副教授郑振清担任此次论坛的评论人。院内外师生60多人参与论坛和交流。
图为论坛现场。
朱云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东亚政治经济、台湾地区的民主政治与两岸关系素有精深研究，已出版中英文著作十余部，发表中英文论文六十多篇，担任大型国际联合调研项目Asia Barometer Survey的总主持人，是国际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华人世界社会科学界的领军人物。
朱云汉指出，2008年以来马英九虽然赢得多数选票连续执政，同时国民党拥有多数“立委”席次，但是马英九并没有展现强大的领导能力以及对重要议题的主导能力，尤其是他的第二任期施政寸步难行，近年来的支持率极低。朱云汉将此称为“台湾民主治理的困境”，并表示，这种困境虽然受马英九个人能力及特殊因素的影响，但主要是长期性、结构性因素造成的结果。这些结构性因素会继续存在，对台湾的下一任领导者构成艰巨的挑战。未来，新领导人上台可能会暂时提高民众的期望值，但最终大家会发现，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救世主”。今天台湾民主治理状况虽然算不上陷入危机或者频临崩溃，但困境突出。
治理困境的特殊因素
朱云汉指出，马英九面临的治理困境有其特殊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人的领导能力问题。马英九在很多方面的领导能力有所不足，在整合内部和团结人心方面有明显弱点。最近，洪秀柱在国民党中常会的演讲让很多国民党人深受触动，她所指出的“(国民党)在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不该退让的地方退让”，可以说是对近年来施政的反省与批判。第二，国际经济环境不利，严重冲击台湾这个开放型经济体。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立即遭遇罕见的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紧缩，他的经济蓝图与财金政策被彻底打乱。
长期性及结构性因素
不过，上述特殊因素不足以充分解释台湾民主政治下的治理困境，长期性、结构性因素才是造成此困境的主要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凸显。
首先，台湾人口结构趋势险恶，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凸显。预计到2020年台湾人口会进入全面收缩阶段，届时不仅幼儿园关门，小学缩班，而且很多大学也有倒闭的可能。年轻人口比重的缩小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挑战。其次，产业结构转型艰难。过去二十多年，台商在大陆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张使得两岸贸易额持续增长，但近年来这一趋势趋于停滞。同时大陆的产业也快速升级，建立完整的产业链。而台湾现在很难找到能够带动成长的新兴产业，很多高科技企业利润率下滑，身处“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生存压力。台湾官方对产业发展的引导能力也在下降。再次，财政结构持续恶化，而民粹主义造成“减税人人要，加税不可能”的难题，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也受到限制。朱云汉指出，面对以上这些问题，台湾官方没有太多公共政策工具及财政能力去加以平衡，未来问题会更加严重。由此累积的社会不满、焦虑感与挫折感很强。未来不管谁执政，都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最多只能延缓这些问题的集体爆发。
第二，两岸关系成为高度对抗性的政治议题，产生全面性的影响。
在台湾，两岸关系议题已成为社会高度对抗性议题，其所反映的国家认同矛盾问题凌驾于所有公共政策议题之上。认同问题涉及自我尊严与归属感，往往高度情绪化，认同冲突不仅体现在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内容的激烈争执，也体现在对于两岸经济交流、产业合作、社会交流等问题的不同判断上，而且使得不同社会群体对台湾前途产生完全不同的想象。近年来，马英九推动两岸三通、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举措，加速了两岸经济整合，但对于民进党来说这是“亲中卖台”的政策，出卖了台湾的根本利益、掏空了“主权”。在台湾，认同的分裂已经动摇了社会对于民主与法治价值的共识，常态化的民主与法治，无法有效应对这种撕裂社会的认同冲突问题。
第三，政治分权体制的弊端及其运行乱象。
朱云汉指出，台湾的代议制政治目前面临着“乱象丛生”的局面。在一般法治社会不会出现的问题，在台湾却成为常态。“少数凌驾多数”、“立法”凌驾“行政”、“政阀割据”、“金钱渗透民意机构”等问题凸显。国民党执政当局本来是“多数政府”，但是很多议案却在“立法院”遭到肢解，或被严重拖延。民进党利用一切抗争手段阻止法案或政策通过。近年来，“立法驾驭行政”的现象愈演愈烈，很多“立委”对此也颇为热衷，因为这意味着其资源分配能力能够得到提升，可以干预行政部门的决策与资源分配。同时，“立法院”议长权力得到扩张。这些问题使得企业主与利益团体都想方设法在民意代表身上投资。此外，台湾的官僚体系也面临诸多问题，包括政权能力退化、行政权割裂、文官士气涣散等。
第四，社会力量的分散化和过度动员制约了公权力的施展。
朱云汉指出，台湾民间社会自由多元，充满活力，各种声音都有发挥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社会结构过于分散和过度动员造成了社会整合上的困难，也压缩了中间理性力量的空间。很多社会团体对政权充满不信任，每一个群体必须大声地站出来，走上街头，才能受到重视与彰显其存在。与此同时，台湾公权力不断自我退缩，各级官员穷于应付媒体、民意代表以及社会抗争，没有时间与精力深入思考如何做出更好的公共政策决策。
面对以上这些困境因素，台湾当局作出有效响应的能力非常有限，公共政策工具也愈来愈少。这就是近年来马英九虽然赢得多数选票上台，但是其执政仍然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未来，台湾不管哪一个政党执政，不管哪一个领导人上台，都不得不直面这些长期性、结构性的复杂因素，都难以摆脱目前民主治理的困境。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全面发展和很多长远规划正在对台湾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且，变化中的中美关系也在牵动台湾政党政治的走向。
朱云汉的主题报告结束后，三位评论人进行点评。巫永平教授指出，当下中国大陆精英和民众判断民主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往往会优先参考台湾地区，当前台湾民主治理困境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如何设计民主制度能使其有效运行，认真思考民主良好运行的基础和条件。谈火生教授提出，台湾民主化及其运行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应思考中国大陆在现有体制下，如何形成有效的民主协调机制;最近有学者提出“威权式协商民主”这一新提法，即试图在现有体制下推动新的民主协商。郑振清副教授认为，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国际政治学家例如亨廷顿等对民主的定义门槛很低，一般把程序性民主——即定期公开的选举——当作民主制的核心。台湾民主治理案例表明，今天这个“最小化”民主定义的弱点日益凸显，选举民主有其必要性，不过不能解决很多政治、社会问题。我们需要探索一个更适当的民主定义，能够包含国家能力和有效治理，从而适应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供稿：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