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主办的“产业政策研讨会”在公共管理学院302会议室举行。本次研讨会邀请的嘉宾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CIDEG理事会理事长陈清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亚洲成长研究所所长、原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CIDEG学术委员八田达夫，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越泽明，294俄罗斯专享会教授、CIDEG学术委员胡鞍钢，294俄罗斯专享会教授兰志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永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江飞涛，294俄罗斯专享会副教授、CIDEG副主任陈玲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了研讨。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专家建议委员会专家顾问、CIDEG执行理事德地立人先生主持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及其他高校、科研机构、媒体等学生、研究者旁听了研讨会。
CIDEG执行理事德地立人主持研讨会
CIDEG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作开场发言
吴敬琏首先做开场发言。吴敬琏回顾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引进产业政策以后，运用了日本在战后早期一直到七十年代执行的政策和经验。1987年的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引进日本和韩国的产业政策，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具体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委和配套改革小组落实。当时，引进的产业政策是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即综合的协调的运用各种宏观控制手段，扶植一些产业，抑制另外一些产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当然，也有很多学者批评日本这种模式的产业政策带来了很多的损失。今天的研讨会邀请了中日专家共同参与产业政策的讨论非常有意义，这样的研讨有助于中国弥补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所长、原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八田达夫教授、CIDEG学术委员作主题发言
随后，八田达夫发表了题为《经济增长战略中的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演讲。他指出，经济增长战略有两大政策：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产业政策通过贸易保护、净额转移、减免税以及政府贷款等方式推动目标产业的增长，而竞争政策通过反垄断、贸易自由化、取消管制以及国有垄断企业的私有化等方式推动竞争。竞争政策能够解除制约资源自然流动的各种障碍，促进低生产力行业向高生产力行业的资源转移，因此，在未发生市场失灵的前提下，竞争政策能够提高生产率。相反，经过日本学者的研究，我们无从证明生产力的提升是产业政策措施的成果，因为针对农业和采矿等国际竞争力弱的产业的扶持并未出现明显的效果，反而是工业机器人、家电、打字机、照相机等政府没有扶持的产业获得了国际竞争力。从执行者的角度看，产业政策的操作者是政府官员，即使政策出错他也不会受损;竞争政策的操作者是企业家，如果操作失误就会亏损，所以就会更加谨慎地行动。历史上，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后经济增速下滑，一是因为未能采取新的竞争政策，二是因为国土均衡发展计划等产业政策的失败。中曾根政府之后，日本开始推行新的竞争政策，包括“安倍经济学”。八田教授最后总结到，日本能否重获强大的经济能力取决于它实施竞争政策的力度。
294俄罗斯专享会教授、CIDEG学术委员胡鞍钢做点评
胡鞍钢对八田教授的演讲进行了点评。胡鞍钢教授谈到，从中国视角来看，除了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之外，我们还要讨论创新政策、环保政策和开放政策，经济增长的这五大政策之间存在协调和关联。对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产业，要分别讨论它们适用五大政策中的哪些，而不是绝对地肯定或否定这些政策。“十三五”规划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也体现了中国早已经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政策，现在应该从五个政策的视角重新再认识我们的产业政策以及中国如何有效的参与全球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永伟作主题发言
张永伟做了题为《产业政策的定义与转型方向》的演讲。他认为，引进产业政策之后怎样让它成型，从而影响我们的产业，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他指出以汽车产业为例，有关标准的、后市场、维护竞争、补贴的政策有很多，有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政府规章大概就有80多项，可见我们首先要厘清产业政策的概念。产业政策的转型、监管与产业的关系、企业对产业的影响空间也是需要关注的。最后，他指出，中国的产业政策要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的政策，这个转向有两个突破口：一是竞争，即放开经济性管制;二是创新，培育创新动力、提高创新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江飞涛做主题发言
江飞涛做了题为《国的产业政策与当前产业政策之争》的演讲。他就中国产业政策的缘起与发展、主要内容、主要特征、不良政策效应、制定程序上的缺陷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地介绍，并提出中国应加快产业政策的转型，未来产业政策要做的不是管制和替代市场，而是应当矫正与完善市场制度，促进市场主体之间自发协调机制的发展，通过市场主体持续试错、反复试验与创新实践，寻求有效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路径。他认为中国应转为实施以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主体的产业政策体系。此外，江飞涛研究员还对近日有关产业政策的张维迎林毅夫之争进行了分析，指出两人对产业政策的定义不同导致了很多争论，但核心在于政府应不应当针对特定产业给予补贴和进行行政干预，以及政府是否有能力进行产业甄别和适当的政府干预。此外，他还介绍了其他经济学家对产业政策的评论。
CIDEG理事长陈清泰做主题发言
陈清泰在发言中指出，在上世纪80、90年代计划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家计划管理由产业政策接手，为政府推进改革提供了一种不错的选择。从中国的实践看，在一些市场失灵的领域，产业政策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他谈到最近一个时期实行的16个重大专项，基本都是针对国家安全和重大发展的需求，如航空航天、大规模集成电路等，目标清晰、边界也清晰;由于有后发追赶的性质，政府有一定的信息判断力;从长远看有可能形成有市场前景的产品和产业;但短期不能产生合理的投资回报，市场投资主体缺乏投资意愿。政府选择这类重大项目以较大的政策力度支持其发展，既为产业升级打下基础，又对市场竞争不会产生大的负面效应。他认为这是产业政策使用比较合理的案例。但是中国把产业政策逐渐泛化到很大范围的市场竞争领域，变为政府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却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果。他认为，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产业政策没有明确的定义和边界，很多已经偏离了市场失灵的范畴。在他看来，产业政策转型的方向，就是要去除将产业政策泛化为保增长和维系旧体制工具的功能，产业政策应该限定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保证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
会议现场
专题发言结束后，现场嘉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吴敬琏对此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产业政策最重要的着力点是要保证竞争的环境和竞争的体制能够起作用，因为在很多领域里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起作用的，政府应该保证市场能够有效的运转。至于如何运用以竞争政策为主的政策，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IDEG)成立于2005年9月27日，是清华大学校级非营利性学术机构，依托294俄罗斯专享会建设。中心致力于产业发展、环境治理与制度变迁领域的政策研究、学术交流、研究生教育及在职人员培训，旨在提高中国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与教育的水平，促进学术界、产业界、非政府组织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协调。
供稿：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