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时代,中美经贸关系将如何发展?存在哪些机遇与挑战?中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角色又将呈现哪些变化?
6月1日,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特朗普时代:中美经贸互动新走势”高端对话活动,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全球经济发展项目资深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李稻葵就中美经贸合作新走势及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角色展开了深入探讨
以下内容根据现场会议速记整理。
胡敏: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在新的特朗普时代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及其演变?今天我们请到了杜大伟(David Dollar)先生和李稻葵先生。杜大伟是中国经济以及中美经济关系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2009年至2013年间,杜大伟曾任职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在任期间他推动了中美之间有关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对话,包括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美国财政部和中国经济决策者间各个层面的频繁交流。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期间,杜大伟作为美国财政部的代表,及时地将中国的经济和政策的发展走向传达回华盛顿。
David Dollar: 非常感谢胡敏女士的介绍,我也很荣幸能够跟李稻葵教授来共同探讨中美经贸关系。美国经济现在从全球金融危机里头复苏过来,目前失业率比较低,通胀水平也比较正常。但美国的经济复苏仍旧非常缓慢,大概每年增长率只有2%,并且增长不平衡,更多的是高收入阶层受益。我们在美国也在讨论如何提升经济发展动力和发展速度。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减税政策来促进更多的储蓄,带动经济发展,但这颇有争议,有些人觉得这会带来更大的财政赤字,而非增长。
在美国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在移民方面,目前美国对移民的情绪会导致移民流入美国的数量减少。过去,移民也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来源,如果削减移民,可能会对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造成影响。
美国现在的基建非常老旧,可以通过基建投资,为美国未来的经济带来一些增长动力。两党对此问题有一定的共识,虽然具体操作层面存在分歧,但在此方面两党合作还是有潜力和基础的。
图为
杜大伟(
左
)
与李稻葵(右)。
李稻葵:一个月前我与杜大伟曾经有幸在华盛顿见面并进行闭门讨论,效果很好。我来简单说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经济处在周期性恢复的阶段,在连续50多个月工业品负增长后中国经过调整开始恢复,工业品价格开始回升。另一个周期性因素是,房地产周期性回升,但是基础并不稳固。最可能的情况是经过两三个季度的调整,中国经济将在2018年出现快速的增长。
中国经济本质上还是依赖投资的。资本积累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而地方政府的行为直接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快慢。
我们知道地方政府正在换届,这意味着这一批领导没有太多的政治包袱,不用担心被调查。这一轮领导会更多考虑发展。这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周期。另外一个因素是党的十九大,在此之后可能会有一轮促进实体经济的措施。在金融领域会有调整,但实体经济会增长。今年下半年正是交接的时期。
David Dollar: 每个国家有很多与其他国家没有关系的经济因素,我们在考虑中美关系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一点。特朗普政府有很大的转变,如在朝鲜问题上。中美全面的经济对话将继续,这是非常积极的,而且没有变化。我认为美国方面有一些不切实际的预期,而且美国政府可能再度转弯。
李稻葵:一个月前我在美国时美国媒体热衷于特朗普百日打分,大部分打得很差。但我认为他们的讨论有所不足,那就是和中国的关系,特朗普可以打A-,因为特朗普用了高盛的人,他们对中国非常了解;此外特朗普和房地产商接触紧密。特朗普有个特点是读东西很慢,他比较愿意见面愿意聊天,中国方面也很快明白了。中国领导人主动去交朋友,这次谈话应该说效果非常好,中国抓住了特朗普的交流特点。从这个角度看也比较乐观。另外双方经济都在进行结构性调整,中国对外贸易的依赖下降了;而美国经济形势也不错,能源价格下降,失业率下降,当然美国的问题是中长期的——就是能不能在升级时拉上低收入人群。中美双方先从经济上下手,抓住了双方都在调整的时期。总的来说我对中美经贸比较乐观。
David Dollar: 很惊讶李教授给了特朗普这么高的分数。美国专家也给习近平主席打了分,习主席应该得到A+。这次习主席亲自到美国来,在海湖庄园同特朗普进行了会晤,中美双方推出“百日计划”,我认为中美双方都组织得井井有条。你对中美经贸是比较乐观的,但我还是比较担心美国的贸易情况可能会恶化。
李稻葵:我想还是要看到特朗普的优点:第一个,特朗普敢于讲问题;第二个,他敢于讲实话,不讲套话。另外我判断特朗普当选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传统经济问题,因为特朗普当选时失业率较低而且在下降。一般这种情况下该党派或者总统应该连任,但是特朗普打破了这种铁律。所以我认为特朗普上台的主要动力是社会问题,特别是七八年前亨廷顿提出的问题,即美国在变色,美国进去了一批非法移民。所以我认为特朗普主要的问题是移民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而中国领导人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抓经济这个有共同点的问题。
图为杜大伟(David Dollar)发言。
David Dollar: 刚才李教授提到失业率低的时候该党派会连任,但如果在其他条件同等的话,一个政党若在美国已经连任八年,那么美国人很愿意去换一个执政党。民主党已经执政八年,我们看到中产家庭的经济条件没有改善,存在愤怒情绪,所以倾向于让特朗普这样一个非传统的人上台。但特朗普的一些政策,比如“减税”,其实对中产阶级也没有什么好处。特朗普并没有真正能够解决中产家庭关注的问题。
李稻葵:回到中美关系。我倾向于中国易于和特朗普沟通,因为特朗普非常直接,而且依赖金融界的顾问。中国领导人非常明确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问题在于特朗普能否平稳执政?而不是在于美联储是否加息。
现在股市对于特朗普还是度蜜月的心态,但一旦特朗普执政出现问题股市就会波动。
David Dollar: 你好像对特朗普治下的中美关系充满信心?
李稻葵:有没有可能特朗普在国内面对越来越棘手的问题,因此在国外制造冲突,比如说打一下我们周围的国家?我担心这个事情。
David Dollar: 总的来说我的态度比较悲观。联邦政府对于中美关系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我认为更多取决于企业或个人,比如在美国的中国三十多万的学生等等。中长期来说我对中美关系是比较乐观的。但有一个情况需要关注,美国国内出现一些情况例如丑闻等,国会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比如“减税”。你刚才说,为了消除一些国内的压力,会在国外制造冲突,或对中国采取一些比较敌视的经济政策,我想这确实是潜在的风险,但我认为向国外转移矛盾的可能性不大。我认为我们将继续保持稳定的经济贸易关系。
李稻葵:我感到美国政治非常复杂,但美国打仗很容易,比如说找个国家丢几个导弹。
David Dollar: 可能性不大,但是可以关注。
李稻葵:虽然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对中国影响很大,而且美国有一个非正常的总统。
David Dollar: 我认为美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极端不可能。韩国是美国的同盟国,如果美国采取行动的话必将对韩国产生摧毁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图为李稻葵发言。
胡敏:在我看来两位都对中美关系比较乐观。接下来看看听众有哪些问题。
问题1:我想问下中国的政治情况,新领导人对中美经贸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加息的时候美国也会考虑别国情况。请问两位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中美关系尤其是美国新总统宣布对进出口调整关税,请问未来经贸关系会有什么发展?
李稻葵:中国政治有2个特点和西方不同。第一,中国政治有自己的一套规则,虽然不同于西方民主。所以中国领导人换届不会存在重大黑天鹅事件。第二,中国对外关系政策比较保守,比如说跟邻国的关系,所以有不认为党的十九大会对对外关系有大的变化。
David Dollar: 美国加息的时候肯定是会考虑中国,中国经济下行对美国也会有影响。美联储从理性的角度讲会有考虑外界。
李稻葵:我们有时看不到中国对国外经济的重要性,但我有一些观察:第一,国外各个论坛上中国是重要的话题;另外,美国国会议员很多所在的州零售是主要行业,如果增加关税,贸易保护,那么可能会影响就业,因此一般不谈了。
图为活动现场。
问题2:如果特朗普减税政策水平通过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税负水平究竟高不高?中国一带一路政策与中美经贸是怎样的关系?一些人认为中国是经济开放的典范。但是布鲁金斯的李成教授认为中国保护主义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两位怎么看待中国的保护主义?
David Dollar: 特朗普近期的改革都缺少细节,比如说他要把公司税降到20%,在OECD国家里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样税改不太可能会通过,很可能会有妥协,最终可能会降到23%。通过这样的论调,国外的资本已经开始被吸引到美国,任何这样的税改对美国的赤字都会有大的影响。
我个人是支持“一带一路”的,并且我认为这样的倡议很了不起。但我认为它仍是非常概念性的,尚不十分具体。中国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基建投资,而基建是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础。要促进一体化,我认为需要推动贸易便利化,减少贸易壁垒。目前中国在服务业领域尚有一些限制,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开放市场。
李稻葵:中美税收体系是不一样的。美国主要是对个人而不是企业收税。而我们的个人所得税集中在很少部分人,大量税是向企业收的。所以在美国买东西很爽,但在美国打工很辛苦。税收说白了就是抢钱。美国个人所得税给人的抢钱的感觉更加直接,和在中国不一样。特朗普现在企业的税降了一点,家庭降了一点,但是比例中美的税负不好比较。另一个不同在于中国大量的税收部门是老板行为,即认为企业是他们的,中国在企业创办时期扶持,而在发展起来后征。
我认为美国的减税对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关于“一带一路“,这对于美国的企业是有商机的。最初新丝绸之路是希拉里提出的,但是美国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人搞起来了,这对于美国企业肯定是有好处的。另外关于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这是存在的。但是我估计中国会主动降低对投资银行的保护程度,中国到了可以进一步开放的阶段了。
问题3:美国驱逐舰进入是有意为之还是特朗普允许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大使驻美以应对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府谈判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吗?有什么项目清单吗?
David Dollar: 关于全面经济对话,最初特朗普签署了行政命令,做了经济方面的分析。我认为开放服务行业符合中国的利益。我认为美国功课做得不够,应该首先了解中国需要什么,这样才能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但这方面我觉得美国做的不够好。
李稻葵:关于军舰,要先理解美国政府和白宫不是铁板一块,各有各的声音,特朗普不可能百分百管的住国防部。我推测国防部一直在跟特朗普说南海很重要。另外我相信美国逐步会意识到南海没有美国最核心的利益,早晚美国的有识之士会意识到中国强大了可以自己跟邻国协商,就好像门罗主义。关于中国驻美大使,很简单,一定是在美国人脉很多的,我不担心中美关系因为找不到好的大使产生变化。
问题4:中国经过产业升级和调整,与美国合作关系从互补型转向竞争型,这会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
李稻葵:好问题。确实中国经济结构在升级,中国很多技术都突破了。中国市场在扩大,总得来说是乐观的,但是这中间也会有摩擦。我认为李成等认为中国保护主义严重是因为西方跨国公司的感觉不好,不再如履平地,例如中国的汽车。我呼吁美国朋友来中国企业看看。要怎么解决矛盾?还是要合作。发达国家间的国际贸易会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所以我认为未来中国企业会与美国企业共同合作,例如交换专利。
David Dollar: 大多数贸易还是在发达国家间进行。当然美国问中国为什么不开放得快一点,这里面有酸葡萄效应。长期来看美国经济还是比较稳健。中国开放更快会利于合作,消除猜疑。我希望未来美国继续保持开放,而贸易伙伴如果也开放会让贸易更容易一点。
供稿: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