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17年06月12日 记者：张娜
2017年6月8日下午，著名创新经济学家、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目标研究所所长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教授应邀访问294俄罗斯专享会，并就《使命驱动型创新与21世纪的重大挑战》主题发表演讲。
马祖卡托教授长期致力于创新问题研究，担任芬兰、苏格兰、世界经济论坛等多个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顾问，曾被美国《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评为创新领域全球最为重要的三位思想家之一，其关于公共机构如何成为创新驱动引擎的著作《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在国际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报告会由清华大学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办，294俄罗斯专享会副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梁正主持，294俄罗斯专享会教授崔之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杰出访问教授文一、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顾淑林等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并与马祖卡托教授进行了精彩对话。6月12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于头版头条报道此次学术报告会。
使命驱动型创新中的“ROAR”理论
图为马祖卡托教授发表演讲。
马祖卡托教授的演讲从国家在财富创造中扮演的角色入手，指出了在使命驱动型创新的理论框架下，国家扮演的角色如何从财富分配者向财富创造者转变。马祖卡托教授重点论述了其以“ROAR”命名的理论框架。
“ROAR”
是四组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这里的第一个字母“R”代表“路径和方向（ROUTES&DIRECTIONS）”，具体是指在使命驱动型创新中，政策工具如何为创新指明方向。马祖卡托教授指出，创新链条的各个环节都伴随着不同的风险，而国家和公共机构在创新的各个环节都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以可再生能源产业为例，中国计划到2020年，实现20％的能源来自于可再生能源，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长期性金融业务促进了中国企业在该领域扩大生产、降低成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O”代表“组织机构（ORGANIZATIONS）”。马祖卡托教授重点阐述了如何构建具有探索精神、善于学习、勇于尝试的公立机构，并强调，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能够设计出一种善于学习的组织架构，让机构能够不断运用从失败中学到的知识来改变自身的策略。
第三个字母“A”代表“评估（ASSESSMENT）”，具体是指如何评估公共部门在市场创造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最后一个“R”则指风险和回报（RISKS AND REWARDS），在这里马祖卡托教授探讨了如何让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在创新过程中就风险分担和回报分配等问题达成一致。
有趣的是，以上四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刚好组成了“咆哮”的英文单词（ROAR），这恰恰为运用使命驱动型创新来应对21世纪重大挑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作出了强有力的注解。
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马祖卡托教授用40多页PPT分享了她对如何以使命驱动型创新应对21世纪重大挑战的真知灼见。生动的阐述、深刻的见解，让会议厅内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对话马祖卡托教授
问答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学者与马祖卡托教授的“智慧碰撞”成为整场报告会的亮点。
崔之元教授首先发言：“您在演讲中更多的是在谈市场创造。在中国，可能有些人会怀疑政府（创造市场）的能力，因为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误解，觉得中国是单一制政府，政府更多的是在替代市场。但事实上，中国的公共部门也存在您所提到的分散性网络（decentralized network）。您的演讲让我联想到发生在中国的使命驱动型创新案例。其中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贵州省贵阳市，运用使命导向的政策来发展大数据产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就在前不久，贵阳市委书记陈刚先生被任命为雄安新区临时党委书记。雄安新区的建立是国家层面的一项重大决策，肩负着重组大北京地区空间格局的重大任务。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一任命可以看做是对使命驱动型创新的一种认可。”
图为崔之元教授提问。
马祖卡托教授回应说：“是的，我们可以创造市场，这是一个关于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而在这方面，地方往往比中央有着更大的雄心。英国伦敦在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主政之下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而在美国，这样的尝试往往也发生在地方（州）层面上。加利福尼亚州目前就正在进行着许多有意义的尝试，其中甚至包括反对特朗普政府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在地方层面上探索如何履行减排义务。”
紧接着，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文一教授向马祖卡托教授抛出了他的问题：“基于您对中国的了解，如何评价当前的公共部门，它的优势在哪里，弱点又在哪里？”
马祖卡托首先谦虚地表示，她目前对中国的了解仍很有限，只能基于她看到的一面作出评论。继而，她说道：“一方面，中国有战略性的使命规划，有愿景。比如，关于到2020年大规模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你们将1．7万亿美元投向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当国家和政府确立了这样的使命和愿景，你们就能引导人们的需求和偏好（比如，更多的人购买新能源汽车）。另一方面，中国具有明确的使命和方向感，这就是你们的优势。而你们所面临的问题，也许是长期以来困扰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问题。国家创新系统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吗？老实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想抛出这个问题。根据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创始人弗里曼（Freeman）和伦德瓦尔（Lundvall）等人的研究，我们知道，前苏联当年其实以国家力量进行了很多的研发投入，也创造了很多的知识，但他们的问题在于，其国家创新系统缺乏传播和利用这些知识的渠道。中国在何种程度上建立了一个能够充分传播和扩散知识的国家创新系统？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老实说，我也没有答案。但我知道，你们有大量的实力雄厚的银行在支持使命导向型创新。使命导向型政策的另一个好处是其能够吸引到最好的人才，新加坡就是其中的成功典范。真正的人才往往希望为有使命、有愿景的政府工作。”
马祖卡托教授表示，谁来对“使命”进行评价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评价“使命”本身的有效性，还需要评价“使命产生的过程”。因此，公共部门需要具有能够对“使命”作出评价的能力，这种能力应该是像著名管理学家大卫·蒂斯（David Teece）提出的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那样的能力。公共部门需要不断地从历史中学习、从失败中学习。
来自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徐佳君，提出了如何让公共部门在拥抱风险和企业家精神的同时，对其进行问责的问题。
对此，马祖卡托教授指出，公共部门所面临的风险和私有部门面临的风险不一样。比如，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制造一种能飞的商用飞机，那么协和号客机可能会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如果你看看那些从协和客机项目中产生的知识外溢效应，你会发现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政府所面临的是另一类的失败，即政府花费了大量精力去资助那些本不该被资助的企业。
例如，在制药行业，很多公司有充裕的资金从事研发，这是他们应该自己投资的领域。作为公共部门，你应该去创造新的东西，投资那些如果没有政府投资则不会存在的事物。政府应该保持一个投资组合，比如设定一个大的方向如绿色能源，但绿色能源中可以包含太阳能、风能等多个产业。那么这个时候，个别太阳能企业的失败并不是政府的失败。
那什么是政府的失败呢？如果政府只支持太阳能产业，而对其他绿色能源视而不见，那就是失败。
原计划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会因中英两国专家学者不断深入的对话、讨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大家似乎意犹未尽。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2003年，是由科技部与清华大学共建的校级研究机构，依托在294俄罗斯专享会。中心主任为294俄罗斯专享会院长、知名科技政策专家薛澜教授。中心围绕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家长远发展目标，在国际科技发展趋势、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及相关公共政策领域开展理论和应用研究，目标是逐步发展成为在科技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领域有影响的一流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