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下午，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在清华公管学院620会议室举办第15期清华两岸论坛，邀请台湾Academia Sinica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人社中心东亚经贸发展研究计划召集人瞿宛文做题为《超越后进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学术报告。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殷存毅主持论坛。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巫永平、294俄罗斯专享会台资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明担任评论人，清华公管学院、台湾研究院等院内外师生50多人参加论坛。

　　瞿宛文主要介绍了东亚发展经验的概念框架、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特征，并讲解战后台湾产业升级之路。瞿宛文指出东亚模式是由中央政府主导，以整体发展为目标，具有强而有效的官僚体系，政府直接面对企业与产业并规范资本，多依据外销实绩为“绩效标准”。瞿宛文指出，产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均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产业政策措施必须随着整体环境、产业特性与时俱进，如台湾在战后初期渐次开始以进口替代方式发展民生轻工业、外汇改革、第二次进口替代等。目前，台湾高科技产业演变模式大致包括持续纯代工模式、中度升级、寻求转型等。相较于一般的两层次扶植产业做法，中国大陆是多层级模式，即“中央─地方─产业”，且国内市场重要。

图为瞿宛文作报告。

　　瞿宛文还介绍了她与MIT教授Amsden共同提出的后起者（second mover）理论，该理论认为相较于先行者，后起者在竞争资产方面重在生产与计划执行技能，在厂商结构方面多为多角化来追随产品周期。瞿宛文也谈到如何研究后进发展，提出要把具体后进地区发展经验问题化并作为研究对象，并侧重于历史、结构和政策。

　　在评论环节，巫永平指出经济增长是发生在非真空的环境中的，产业政策是政治利益妥协的结果，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需要理清，要看产业政策实际解决了企业、产业发展的哪些问题。李保明指出台湾产业升级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程度，但台湾的产业升级是否达到了一个极限，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瞿宛文在回应中重点强调，产业政策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根据当时的各种具体情况了解产业的问题为何，没有固定的模式。

　　殷存毅在总结中提到，瞿宛文提出以“后进视角”来研究分析后进经济体的发展问题，强调在后进经济体发展过程中，政府应有所作为、且可以有所作为，这是有理论价值的思想，但其中需要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如东亚发展模式的成功具有偶然性还是必然性、产业政策成败与企业成败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图为论坛现场。

　　瞿宛文，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1982），现为台湾Academia Sinica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人社中心东亚经贸发展研究计划召集人，台湾大学城乡所及经济学系兼任教授。瞿宛文曾任Academia Sinica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任教于美国圣母大学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她的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发展、产业政策、产业经济学，著述颇丰，包括《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起源》（2017）、《超越后进发展:台湾的产业升级策略》（2003）、《全球化下的台湾经济》（2003）、《经济成长的机制》（2002）等专著。其中与MIT教授Alice H. Amsden合作的“Beyond Late Development—Taiwan’s Upgrading Policies” (《超越后进发展:台湾的产业升级策略》)一书建构了关于成熟高科技产业的原创性理论，被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Jr）评价为“对于我们了解现代工业与大企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也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为产业升级的分析及政策制度指出一个新方向。”

供稿：台湾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