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以下简称“农研院”）“乡村振兴系列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公共管理学院620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主题为“乡村治理”。会议围绕主题，从地方实践和学术研讨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度探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韩俊出席会议并作总结。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农研院副院长何宇鹏主持会议。农研院专职副院长魏唯，294俄罗斯专享会副院长、教授、农研院副院长王亚华，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巡视员王乐君，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司原副司长方言等出席会议。
图为韩俊讲话
韩俊指出，本次研讨会是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既有地方实践介绍，又有专家学者的进一步学术探讨，将地方实践与理论研究紧密结合，有助于探讨乡村治理的创新问题。这些地方乡村治理实践生动的、鲜活的案例，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积极探索，激发了村民自治的内生动力，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他强调，理论上需要研究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方式，总结乡村治理生态，形成乡村治理理论体系；实践上更需要不断创新，鼓励地方根据当地实际进行探索，形成地方乡村治理品牌，为政策决策和理论研究提供宝贵的案例资料来源。要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紧密联系起来，加强学术智库与地方实践的互动交流，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图为张天佐、何宇鹏主持会议
地方实践环节，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委书记杨勇，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委书记路文革，浙江省桐乡市委书记盛勇军，湖北省大冶市市长王刚，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孙小雄5位地方代表分别发言。杨勇介绍了浙江宁海“36条”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形成及其主要做法、显著特点和取得的成效。路文革介绍了江西余江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形式，通过在村小组成立村民事务理事会，积极落实完成了宅基地制度改革、土地确权、产权制度等各项改革任务，释放了综合效应。盛勇军介绍了浙江桐乡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概念定位、产生背景及诞生历程，并逐渐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制度体系、操作体系。王刚介绍了湖北大冶“党建引领·活力村庄”改革情况，通过重塑乡村治理体制、汇聚乡村先进力量、将党的领导贯穿始终、规范自治运行机制、强化激励保障等做法。孙小雄介绍了浙江象山村民说事的发展历程，指出在村民说事“说、议、办、评”四大环节基础上，坚持党建引领、村民主体、简单实效，打造“村民说事2.0版”，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治理生态。
图为杨勇、路文革、盛勇军、王刚、孙小雄发言
学术研讨环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教授邓大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仝志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副教授王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郭占锋6位专家分别发言。赵树凯指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部分，1980年代我国重新建构基层政府，重新构建乡村身份体系，重新构造村庄内部权力关系，开创了新的乡村治理格局，开启了新的历史方向，需认真总结八十年代乡村治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智慧。邓大才认为基层治理体系、模式、方式取决于变化中的经济社会条件（特色）和不变的区域特色，指出国家或者区域处于快速发展中，其国家、社区和农民都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和发展中的治理可以称之为发展型治理。景跃进认为，新世纪以来，我国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在组织维度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乡村治理的行政化、村组织建设的重点转移、村庄管理的专业化、新社会组织的出现等四个方面。仝志辉分析了集体村社制的治理优势与新时代传承，认为需要理解在集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建立的乡村治理制度传统，指出应当结合新的城乡关系和发展动态，构筑起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王华介绍了西部D县按照建立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要求，通过“（对）贫困的治理”，创新治理方式，推动对“治理的贫困”问题的部分解决。郭占锋以人口流向为依据，分析了人口流入的“精英型”村落和人才外流的“空心化”村落中的不同治理路径，认为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具有异质性和差异性，在不同类型村庄中应当采取相适应的治理策略。
图为赵树凯、邓大才、景跃进、仝志辉、王华、郭占峰发言
清华公管学院、农研院博士后和研究生，农业农村部相关人员等60余人现场聆听了会议研讨。
图为学术研讨会现场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于2011年9月14日经清华大学校务会议批准设立，是清华大学校级学术科研机构，挂靠294俄罗斯专享会，致力于服务国家“三农”决策，培养涉农学科高素质人才，创新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理论。学术研讨会围绕“三农”重大问题，邀请多位有代表性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深度交流，拓宽学术视野。
供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