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294俄罗斯专享会秉承“贡献决策思想、服务国家治理”的使命，积极动员学院师生和各相关智库参与防控策略和措施研究。截止2月28日，国情研究院、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农研院、公益慈善研究院、科技发展和治理研究中心等智库共报送政策报告62篇，其中多项成果已经被采纳应用，还有部分报告被全文收录或摘编。与此同时，学院部分教师还接受有关媒体采访，进行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讲好中国的抗疫故事。

　　一、针对政府如何筹划未来战略性制度安排，于安教授接受财新记者采访

　　1月28日，就政府在疫情期间如何制定战略性制度，于安教授接受财新记者采访。于安教授认为，这场传染病防控“战役”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挑战，是对整个政府应急体制的临场测验，政府应在做出正确判断基础上，筹划未来的阶段性和战略性的制度安排。必须举全国之力积极应对，全面协调地方、部门的应对措施和政策。在于安教授看来，做好战略安排意味着不能做短期应对，而是要做未来一个时间段的整体安排。不是各地整齐得用一个办法来应对，而是要有重点有区别整体谋划，全面适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制度性安排。

　　于安教授表示，进行战略防疫的第二层意思是分级防治。面对全国确认病例确诊速度和诊断条件的不同，全国层面应采用不同的等级标准。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的制度，按照疫情严重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若干等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特别重大为最高级别。此外，除了按照中央要求部署建立起系列咨询机制，及时听取医学、管理、法律、经济等领域专家学者的建议，便于科学决策。

　　二、针对疫情对科创企业的影响，周绍杰教授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

　　2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除湖北外，全国各省市正在逐步复工复产。但高科技企业营业收入大幅下降，针对疫情之下的抗“疫”举措、复工安排以及如何开展自救，周绍杰教授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周绍杰教授认为，高科技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中小科创企业的创新动能强、市场竞争优势明显，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针对疫情对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影响，应该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积极作用，在一定时限内采取减租、减息、减税、减费等优惠政策，帮助企业顺利度过时艰。

　　三、针对缓解疫情恐慌情绪，朱旭峰教授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

　　2月14日，就疫情期间群众因心理压力包括恐慌、抑郁等在内的不良情绪所导致的各种极端行为和社会矛盾，给防疫工作带来挑战等问题，朱旭峰教授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朱旭峰教授认为，该现象涉及到民众对政府卫生部门和科研人员的信任，以及对全国战胜肺炎的信心问题。面对这样的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疫情，我们的民众更应相信政府卫生部门、相信医务工作者、相信科研人员。只有增进群众信任，才能缓解群众焦虑。

　　四、针对疫情对公益行业的影响，邓国胜教授接受社会创新家采访

　　2月18日，就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公益行业在短期和中长期带来的影响，邓国胜教授接受社会创新家记者采访。邓国胜教授认为，从以往“大灾”年份的经验看，捐款总量一般都会较上一年大幅增长。同时，2020年还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扶贫捐赠的数量估计也不会低。总的来看，2020年的捐款总量上可能会不降反升。但是，此次疫情对公益行业上下游链条会带来较大的影响，对明后年的捐赠会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社会组织要善于转危为机。

　　邓国胜教授进一步谈到，此次疫情也暴露了我国突发事件中缺乏政社协同机制的问题。具体而言，一是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网络不健全；二是社会组织缺少足够的专业性来应对疫情。同时基金会以及一线社会组织之间没能形成系统的高效的协作网络和机制。

　　五、针对基层医院防控工作，杨燕绥教授接受光明日报采访

　　2月20日，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基层医院医疗资源紧缺、专业医护人员匮乏等问题，杨燕绥教授接受光明日报采访。就基层在防控疫情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杨燕绥教授认为，基层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是国家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是确保咨询、确诊和医护可及性的必要措施。在城市社区和农村乡村，均应当按照人口数量和密度设立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机构，如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和社区医院。本次疫情初期，基层医护人员缺少防护设施，机构缺乏完善的信息系统和规范的工作流程以及常态化的疫情沟通渠道，以至于基层相关机构没有全面介入疫情防控之中。如果全国社区公共卫生医师和全科医师能够得到及时培训，与居民共筑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情况会好得多。这说明基层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改革仍旧任重道远，需各地引起重视。

　　谈及国内外可借鉴的经典做法和经验，杨燕绥教授指出，在英国，流行病防控和慢性病管理均被纳入国民卫生医疗体系（NHS）。一旦发生疫情，政府要在第一时间做好三件事：一是通报，及时进行疫情通报和科普教育。二是命令，在必要时请市民必须留在家中，强制配合地方政府的相关安排。三是指导，有问题时要先与签约家庭医生或社区医生沟通情况，在需要时联系国家医疗系统的相关机构后给予答复与安排。总之，家庭医生和社区医生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守好此扇门后，疾病防控和应急体系的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

　　六、针对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23”重要讲话精神，彭宗超教授接受光明日报采访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讲到：“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知识界学者表示将积极落实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沉下心、扑下身，同舟共济迎接关键大考，立足岗位交出合格答卷，誓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2月25日，就此问题彭宗超教授接受光明日报采访。彭宗超教授认为，疫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特别需要运用系统思维和统筹推进策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做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就是积极化危为机的重要举措。彭宗超教授谈到，总书记提出了7点疫情防控要求和8点经济社会发展措施，都是符合应急实务之需、非常重要的决策部署，也是符合综合应急管理与全面风险治理理念的有效策略。

　　七、针对推进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转型，薛澜教授接受知识分子专访

　　2月28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就我国在应急管理体系上的应对与思考，薛澜教授接受《知识分子》记者专访。薛澜教授表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希望这次事件之后我们能够好好地调查、分析、总结、提炼。这种调查应该是以学习为导向而不是以惩罚为导向的。

　　谈及2003年非典经验对这次疫情的参考意义，薛教授认为，风险永远走在人类进步的前面，经验不是万能的。新冠病毒和SARS是很不同的，把应对新冠肺炎和应对非典作对比不一定完全恰当。无需讳言的是，我们传统治理模式的烙印仍然没有清除，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总是害怕公众知道真实情况后就会影响社会安定，导致我们失去了提前警示公众的机会。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地方政府要摆脱父母官的心态，要相信公众的学习和鉴别能力。从长远来看，应对突发事件不能总在地方政府反应迟缓的“0”和中央政府全面动员的“1”两个选项之间做抉择。如果想从根本上改进我们的应急管理体系，今后在法律规定上，应该给地方政府在应急问题上更大的授权，鼓励他们去发布预警、采取措施，在需要的情况下使当地进入应急状态，而避免事件在初期时不能得到及时处理并上升为全国性事件。建议在中央层面有一个常设的中央应急管理委员会。应急管理部作为委员会的办公室，日常工作主要集中在风险防范上，一旦出现重大紧急情况，就可以直接转换为中央的应急指挥部。在地方上也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