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察者网 2014-08-19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起点是从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后者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案例。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D·盖尔·约翰逊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的革命，都不能与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相媲美。[1]
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国情背景与历史背景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农村的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惊人的成功？对此，邓小平曾作了解释。他说，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面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人口多，实际上是农村人口多，而农村人口多则是贫困人口多。按照国家贫困线1978年时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按照国际贫困线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至少在7亿人。如果在农村地区发动改革就会使绝大多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建国以来党内对农民的看法始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富民论”，就是让农民发家致富；另一种是批判富民路线。1959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朱德在庐山会议中南组谈到，要认识农民还是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要让农民想办法过好日子，成家立业。家庭制度应当巩固起来，否则，有钱就花光。原则上应回到家庭（制度）过日子。总之，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2]应当说朱德得看法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主流思路，即让几亿农民致富的思路，但毛泽东认为这一富民政策是“富农路线”，担心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此，党内始终存在两种不同（对基本国情）基本认识分歧和治国路线之争，在中央领导集体中是多数与少数人（主要是毛泽东本人）之争。[3]
但是广大中国农民也在不断地自发创新，包括各种形式的包产：包产到队，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而且“包”的单位越小，农民的积极性就越高。从经济学角度看，监督管理的信息成本就越低，免费搭车的可能性就越小，经济激励的程度就越大。这就是“包产到户”改革的经济学原理。
从建国以来，农村曾出现多次包产到户改革，最大的一次是1961年到1962年的“责任田”、“包产到户”。当时中国领导人是相当务实的，不只是主管农业的负责人，而且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尤其是陈云、邓小平，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尊重广大农民的意愿，积极推动农业自由化改革。十分可惜的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称之为“刮邪风”，[4]不仅撤消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及邓子恢的部长职务，还将陈云视为老“右倾”。中国农村改革就此终结。随后，领导人大力提倡“农业学大寨”，作为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方向和模式。[5]
无论是中国的领导人如邓小平、陈云还是普通中国农民对“包产到户”总是情有独钟，尽管这一制度创新夭折，但却留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之中，一旦改革时机成熟，就会出现“星星之火，燎原之势”。这是中国改革最初的“种子”，它存在于十分落后的农村之中，存在于亿万农民历史记忆之中，也存在于变革型领导人的脑海之中。
从“学大寨”到农业自由化政策的转变
16年之后，中国爆发了一场空前的农村改革绝非偶然，既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基于深刻的农业危机。邓小平推动农业改革的基本背景是此前已延续了十余年的大寨农业模式。[6]但是， 在1976年之前的二十年间，我国粮食增长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并没有增加，棉花产量连续11年徘徊，油料产量还停留在1952年的水平，糖产量从1973年后就没有增长。农业停滞。[7]尽管大寨精神是可佳的，但大寨之路仍无法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更谈不上使中国农民富裕起来。这是一条老路。然而，文革结束后，“农业学大寨”是中国领导人对农村发展的主流思路，包括部分后来积极主张农村改革的领导人，仍继续坚持“农业学大寨”。[8]
邓小平是最早对“农业学大寨”的作法提出质疑的，并提出农业自由化的思路。1977年9月16日他在吉林考察就指出，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它们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评工记分，它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可能，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全国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总之，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9]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谈到农业问题时，对二十年来中国农村、农民的真实情况作了深刻反省。[10]陈云在发言中尖锐指出：“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11]陈云的看法也得到其他中央委员的赞同。[12]
胡耀邦在发言中不同意有些人用我们中国以不到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来安慰自己。他说“养活”有各种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体质好也是“养活”。他认为，现在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他提出有些农村体制如“政社合一”就应该改变。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13]
纪登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谈农业问题，他介绍农民口粮人均在300斤以下，“吃不饱肚子”，“应当给他们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全国有近四分之一到生产队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平均每年只增加收入五角钱，“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发言介绍，安徽省人均粮食占有量至今没有达到1955年度水平。1955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为768斤，1977年降为652斤，与1949年比，建国28年只增加4斤。淮北农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别山老根据地一些农民穿不上裤子，盖不上被子，实在叫人难过。[14]
这表明，“人民公社运动”的二十年的实践表明，中国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人均粮食产量停滞不前，“农业学大寨”的老路就是农业停滞之路，中国农业发展需要另辟新路，这就是放松对农业的经济管制，取消对农民的政治强制，解放农民，让农民获得经济自由，激发他们的活力。
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正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税矛盾和农民生存危机促进了中共中央的深刻反省。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正式反映了出来。[15]草案没有再提“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并承认我国农业的发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16]决定立即停止和根本改变相关错误的农村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农村经济政策，包括提出“先富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它意味着根本改变长期以来打击富农路线，为农民发展家庭经济、劳动致富开“绿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业学大寨”老路的扬弃，表明中国农业发展将另辟新路，这就是放松对农业的经济管制，取消对农民的政治强制，解放农民，让农民获得经济自由。
1979年9月28日，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我国农业现状的分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部署，决定提出了25项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政策，代表了第二次农业自由化政策，被视为“拉开中国农村革命序幕的标志”。[17]
中国农业改革既包括一系列制度创新如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也包括一系列政策创新，旨在通过农业自由化政策形成新的激励机制，即激活了8亿农村人口、3亿农村劳动力的活力。这些政策包括：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进一步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缩小农产品的统购派购范围，降低征购指标，加大农民出售农产品的自主权；开放城乡农贸市场，促进城乡贸易关系；实行农业多样化方针，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等等。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经历了两年（1976年10月-1978年10月）的徘徊、试错，包括党中央内部高层的政治分歧、政治博弈、再到政治共识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了中国农村改革，进而启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会的首要任务是将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其次就是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城市市民与农民的利益关系：从禁止农业自由化转向限制农业自由化，再到鼓励农业自由化；从拼命索取农业剩余转向扶植农业，再到让农民“休养、生息”；从大批（判）大割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转向鼓励和倡导“先富论”的富民政策；从强制性的违背农民意愿的“穷过渡”的做法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再退一步”转向“家庭联产承包制”。
小岗村“包产到户”的伟大创举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广大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农村的改革一开始就进入了制度创新过程，即农民发明了“包产到户”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务实的地方负责人带头突破“学大寨”的政治约束，允许农民自发创新，在经过一场政治博弈，取得了邓小平等最高领导人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又以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形式在全国推广。
中国的农村改革发源于安徽省绝非是偶然的，它有着当地负责人和农民的历史记忆。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支持下，实行过“五统一”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当时，曾希圣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但只试行了1年多时间，1962年毛泽东又改变决策，派李葆华任第一书记，进行纠正。[18]
中国的农业改革是诞生于安徽最贫穷的一个小村庄里，后来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改革运动。[19]1978年12月在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同时，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搞了全国第一个“包干到户”，将全村517亩地按人口包到18家农户，10头耕牛统一作价后每两户包一头。当时全村共34户，175人，有土地1100亩，30头牲畜。那一年小岗村正经历着严重的饥荒，许多农民不得不在等死和外出乞讨中做出选择。
这说明，他们决定采取的行动在当时是不容许的，还要冒很大的个人或家庭风险的。但是这一改革很快就显示了它的收益与潜力。1979年的粮食生产相当于1966－1970年5年的粮食总产，油料总产超过过去20年的总产，生猪饲养量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人均收入超过400元，社员人均分配现金200元，成为全县的冒尖队。由于违反了有关文件规定，小岗村的作法在1979年12月被取缔，由包干到户转为包干到组。[20]
中国的农业改革并不是一步到位的，也不是预先有什么改革方案的，甚至这一改革还违反中央的某些精神和规定，是农民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也是农民的伟大创举，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北京政治官僚或技术官僚的文件，如果不是得到邓小平等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支持，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会演变“自上而下”的改革，迅速传遍和扩散到全中国所有的农村大地。
此次农业、农村的改革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相互结合的改革，又是两者互动的改革，可以视为“重大转变”。它已远远超出在毛泽东时代曾多次出现的暂短的农业政策调整或改进，也远远超过改革之初领导人的设想和人为限制，更是大大超过同期以国有经济为主、集体经济为辅的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到1980年底，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已经从1979年的10%上升到25%。1980年到1981年秋天，全国各地区的人民公社由统一经营向分户经营转变；包产到组向包产到户转变；包产向包干转变。
农村刚刚一改革就立即显示了明显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大发展。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达到1922.6亿元的历史记录之上又创新高，一举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180.62亿元；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因农业结构调整而减少约2%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增加了446万吨，棉花、油料等作物产量增长更快。[21]
5个中央1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是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 中央“1号文件”获得邓小平和陈云的强有利支持，邓小平表示完全赞同，陈云表示这是个好文件，我赞成。由于该文件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胡耀邦提出，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发“1号文件”。此后五年，每年中央“1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和农业政策。[22]
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获得了党的十二大的首肯。1982年9月，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这几年来农村建立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只能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完善，决不能违背群众意愿轻率变动，更不能走回头路。[23]
从1982到1986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5份“1号文件”。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和农业政策的战略性文件，先后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都视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对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给予合法性；[24]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将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25]预见并支持了农业生产向深度广度进军，为改变人口和工业的布局创造条件；[26]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27]明确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一定程度的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不会构成对社会主义基础的威胁。[28]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1987年时曾谈到，农村改革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还有一些省犹豫徘徊，有的观望了一年才跟上，有的观望了两年才跟上。中央的方针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29]这反映了邓小平务实的改革策略，一方面鼓励地方创新，积极探索改革之路，另一方面允许有不同意见，经过实践检验，让事实证明，形成新的政治共识，从而推动各地的改革。这成为一种新的改革模式：先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不断地“试错”，取得经验，而后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全面改革。这是比较成功的“中国改革”方法论，将人民的创新、地方的创新与中央的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农村改革是穷人最受益的改革
1978-1985年时期中国的农村改革被视为是广大穷人普遍受益的改革，因而也是最成功的改革。
首先，农村人均收入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增长。1978-1985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5.2%。农民农业收入的增加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均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二是农产品相对价格的提高。在80年代中期以前，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表现为其农业收入的提高，而后者又得益于农产品产量提高和农产品相对价格提高的双重作用。这一时期的农村经济增长可以说是一种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增长方式。[30]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62.2%的绝对贫困型，下降至1984年的59.2%，反映了从“绝对贫困型”迅速转向“温饱型”。其中在1988年恩格尔系数降至54.0%。
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突出表现为大幅度减少绝对贫困人口。按国家贫困线标准，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到1985年减少为1.25亿人。与此同时，贫困发生率由30.7%下降为14.8%。
如果从国际贫困线看，[31]据世界银行（2008）估计，1981年中国贫困人口仍有7.3亿人，贫困发生率为73.5%,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贫困人口总量的47.6%，这些指标都明显地高于印度。到1987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为4.12亿人，贫困发生率减少为38.09%,中国占世界总量比重下降为33.6%。
1980－1985年期间农村居民不同人均纯收入组中，人均纯收入低于100元组比重由9.80%下降为0.96%，人均纯收入在100－200元组比重由51.80%下降为11.66%。有的学者认为，农民获得更多的经济自由如自由支配土地等生产资料，农产品销售市场放开进而市场化，都更加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32]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对差距呈大幅度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2.57倍，下降为1985年的1.86倍。但是1985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上升趋势，到1991年上升到2.40倍。
由此可知，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富民的手段。在中国就要使得绝大多数人口受益。因此，一个成功的改革的标志，就一定是使绝大多数人受益的改革，特别是使那些最贫穷的人首先受益、大为受益。可以认为，农村改革初期（1978-1985年）就是最为成功的改革。这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认为，农业部门既是中国的机遇所在，也是她的薄弱环节。美国用4亿英亩供养2.3亿人口，而中国用2.5亿英亩供养10亿人口。中国政府投入大量的科技力量去搞“绿色革命”，加之邓小平提倡进行发展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使过去5年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在1979-1983年期间，就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出现经济衰退之时，8亿中国农民的收入却增加了70%，他们的热量摄入量几乎与巴西人或马来西亚人一样高。[33]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如果说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大发明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话，那么第二大发明则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34]50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是国家工业化，即国家发动、国家主导、国家投资、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工业化，排斥了民间参与、非国有经济参与，同时也是城市工业化，即以城市为主导、为主体，又排斥了农村工业化、农民参与。改革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中国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的现实途径，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模式。[35]1984年中共中央4号文件将乡镇企业定位为“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新的重要来源”，是“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提出“对乡镇企业要和国营企业，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36]在中央的支持下，一方面城市工业或国营企业向农村辐射、扩散、传播、转移，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向城市进入，参与、合作、竞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相互关联，相互融合的新趋势，强有力地促进了80年代中国工业化的高速发展。
农村乡镇企业创造了大量新增就业，从1978年2827万人增至1985年6967万人，增加了1.47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3.4%。[37]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高的记录。
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是中国农民的第二大发明，大大地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农村地区形成了新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即农业与非农业两个部分，进而使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三元经济社会结构”，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非农业经济成为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从乡村为主的社会到城市为主的社会过渡的形式和载体。
（此文完成于2014年8月15日，应观察者网之邀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而作，杨竺松协助整理。）
注：
[1]D？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文版，vi和vii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何蓬著：《毛泽东时代得中国（1949－1976）》（二），139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3]胡鞍钢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第二版，276~277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4]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一九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毛泽东听取罗瑞卿汇报备战问题时的插话记录》（1965年8月11日），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393~139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5]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向毛泽东汇报大寨事迹。毛泽东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同年8月，毛泽东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同志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1964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介绍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大寨大队，称为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第41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
[6]大寨是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是一个土地十分贫瘠（称为七沟八梁一面坡），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十分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合作化之后，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农民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土地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相比合作社之前，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大寨之路》通讯报道，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1965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正式提出“全国所有社（人民公社）、队（生产队）都要像大寨那样自力更生发展农业”。见冯健、李峰主编：《通讯名作100篇》，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7]肖冬连：《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32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8]1977年7月22日，李先念在《济宁地区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的做法》的批语中指出，东西南北中，无论是山地也好，平原也好，洼地（注：实际上是湿地），或者更多复杂的地区也好，只要坚持党的路线和政策，都像这样学大寨，都像这样因地制宜、扎扎实实地大干的话，我们的农业生产不上去才怪呢！李先念：《搞好农田基本建设》（1977年7月22日），见《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4册，4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37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0]陈云在发言中尖锐指出：“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1497~149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1497~149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2]蒋南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现在有1亿多农民口粮在300斤以下，吃不饱，如果不下最大的决心迅速缓和农民的紧张状态，我国整个政治、经济的形势 就不能摆脱被动的局面。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150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3]于光远著：《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4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14]于光远著：《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5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15]从1957年至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3亿，非农业人口增加4000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了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全年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
[16]这包括，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中，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农业发展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遭到了严重挫折。在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推行极左路线，严重破坏了党在农村的各级组织、各项政策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破坏了集体经济和工农联盟，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和干部的积极性。
[17]陈锡文，赵阳、罗丹著：《中国农村政策30年回顾与展望》，第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8]杜润生著：《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9]王辉著：《渐进革命：震荡世界的中国改革之路》，中文版，73页，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
[20]1980年初全县又开始兴起包产到户，约有80%的农户包产到户。
[21]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卷），54~55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2]杜润生著：《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135~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3]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4]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1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1062-10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5]《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2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6]《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通知》（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424-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985年1月1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610-6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877-8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9]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0]《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第5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
[31]按1993年国际价格并按购买力平价（PPP）调整的每日不足1美元的人口。
[32]《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第13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
[33]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中文版，444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34]邓小平讲，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见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邓小平还把乡镇企业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视为广大农民的发明，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135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5]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卷），20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6]《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 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439～4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7]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3），127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