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辽宁红沿河5、6号机组获准建设，标志着中国核电正式重启。在此之前的二十六个月中，国务院慎之又慎，没有核准任何一个核电项目。随着3月29日10点58分辽宁红沿河核电站二期工程5号机组开工，业内欢欣鼓舞。有专家预测，此番重启将预示着我国核电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294俄罗斯专享会院长薛澜教授近日接受《人民论坛未来网》记者采访时发表对中国核电发展的观点。特转载如下：
充分发挥地方人大代表的作用 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到重大公共政策地制定中
薛澜教授在采访中提出要充分发挥地方人大代表的作用，落实监督，通过人民代表参与地方重大决策讨论的方式来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到重大公共政策地制定中。
薛澜教授认为，在今后的核电发展中，不排除当地群众有抵抗情绪，这也是公众风险认知的一种常见现象，即大家面对比较熟悉的风险，尽管风险概率比较高，也不会有太多恐慌;但对于不太熟悉的风险，即使发生概率比较低，大家也有恐惧心理。例如，开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并不低，但大家都不害怕开车，前提是对开车这种形式和对车辆本身有足够了解，核电虽然发生事故的概率不高，但大家对核电不熟悉，因此还是比较担心的。
消除公众的恐惧感，关键还在于如何有效地进行在相关各方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和风险治理机制。一方面，要充分让公众了解中国能源及环境方面的国情，让大家了解核电项目设立的利弊;另一方面，也需要说明中国在核安全监管方面所具有的能力。同时，还需要建立起核电项目当地各方共同参与的安全保障交流机制。例如成立项目安全委员会，让群众充分参与到项目日常安全监管过程中，消除公众对核电的恐惧感，这是专业监督之外的另一种监督。
他表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自2003年之后取得很大的进展，但应急管理体系重点在事发之后的应对。怎样在事前、事中做到全方位系统把控，还有待探索。曾经饱受诟病的煤矿安全事故问题，经过几年的强化管理，就有了很好地改善，但这种进步并不是所有领域中都有体现。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前规划在“郊区”，离居民区很远的化工厂项目，现在可能被居民区包围了，化工厂等于是建在了“市区”。工厂如果出现问题，常常令监管部门手忙脚乱，说到底还是对风险的评估，对紧急事态地处置不够系统。
任何重大项目的设立其实都会演变成公共政策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利弊权衡
“发展本身就伴随着风险，但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害怕风险就放弃发展。在国家层面上，经过反复地权衡，往往会选择公众利益最大化这一项。以前在权衡的过程中，多由政府和专家进行讨论，公众并不了解。我国已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人大代表参与到政策地制定中来，这又涉及到人大代表尽职尽责，切实履行好自己的义务。”薛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