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府最基本的行政行为之一，政策创新长期以来都是当代经济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主流和前沿研究领域。在针对中国发展的研究中，诸如科斯(Coase)、诺思(North)、史提格里兹(Stiglitz)、林毅夫、钱颖一、蔡洪滨、韩博天(Heilmann)、王绍光、许成钢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和政治学家都曾指出，政策创新、地方试验、经验推广是推动中国发展奇迹和政治适应性的重要制度基础。但是，政策创新是如何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进行扩散的?学界对此问题关注仍然有限。

　　294俄罗斯专享会朱旭峰教授与合作者张友浪(朱旭峰指导的硕士生，现为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政治系2015级博士生)的研究论文“Political Mobility and Dynamic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 Spread of Municipal Pro-Business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China”(《政治流动与创新的动态扩散：服务市场的行政改革在中国城市的传播》)解析了中国政策创新的动态扩散机制。日前，本文被公共管理专业国际顶级杂志《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杂志》)收录。

　　自1997年第一个市级行政审批中心至今的十多年间，全国281个地级和副省级城市中已有260多座城市建立了行政审批中心。在此大规模地方政府政策创新和组织再造过程中，有两次重要的全国性外生事件影响了城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轨迹。它们分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和2004年《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追踪这一亲市场的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城市间的扩散过程，研究者搜集并建立了1997-2012年全国281个地级和副省级城市经济社会状况、行政审批中心和地方官员职业生涯数据库。结合事件史分析(EHA)和分段常数指数(PCE)模型，本文首次发现政策创新受外生事件影响下的动态扩散机制：当中央政府没有干预地方创新行为时，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扩散过程类似于一种“经济决策”，即在决定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主要根据本地经济条件进行理性选择。当中国2001年进入WTO以后，由于招商引资的市场化竞争的加剧，城市决策变成了由“邻区扩散”模式主导，即城市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决定主要受到城市相邻地方政府的影响。而在中国2004年实施了《行政许可法》以后，由于担心行政问责，地方政府的创新扩散模式逐渐变成一种“政治决策”，即此时地方领导的政治流动因素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政治流动因素包括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年龄、任期、在位者职业来源和前任者职业去向等。新型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城市间的扩散，体现了政策创新自下而上、横向学习和自上而下推动的动态扩散过程。

　　这项研究除了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行为和决策逻辑外，其贡献还主要包括：第一，在理论上首次提出一般性的动态扩散机制，指出政策扩散轨迹可能受到外生事件的冲击而发生机制转换。第二，本研究以“中国经验”挑战并修订了一系列基于西方国家制度安排下的“主流”理论假设。第三，虽然已有大量学者研究了中国地方官员政治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竞标赛模型”，但本研究将官员政治流动和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行为建立起理论联系。最后，在实证方法上，这项研究搜集了丰富的城市官员数据，并创造性地将PCE模型应用于动态创新扩散研究中，这为该领域进一步拓展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