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5-11-03
对于我国“十三五”期间的社会保障问题，上周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十三五”期间是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之际，还是中国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的临近之时，经济增长降速、老年赡养负担加重，均迫使经济转型加速，以创新红利破解改革难题。笔者认为，改变低效投资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需要增加和提高就业质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提高居民有效需求以拉动经济。
三大社会问题的挑战
我国目前面临着三大社会问题的挑战：
(1)我国劳动人口就业参与率下降。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年满54岁的城镇男女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参与率为60%，2014年中国城镇平均寿命达到78岁，城镇企业职工平均退休年龄却提前到54岁，加之劳动人口数量减少等因素，职工养老保险收入增长率下降、支出增长率上升，当年资金缺口加大，收支不平衡省份不断增加。
(2)社会保障高费税率却难保持续性。五险费率高达企业工资总额的40%以上，但征缴率不足70%，社会保险资金在流失。部分失业保险金和低保金常年发给有工作能力甚至有工作的人;冒领亡人养老金的事件时有发生，流失资金高达数百万元;重复参保、套取医保基金和过度治疗大处方比比皆是，医药费用是医生劳务的6~7倍，医务人员严重流失，千人医务人员比下降。
(3)老龄人口消费不足。数据还显示，从0岁到90岁人群的消费分布不均衡，15岁左右人群消费额高于平均水平20%，33岁左右人群的消费高出40%，35~65岁人群消费额很低，70岁以后消费额一路下降，到85岁时比平均额低78%，仅为2000多元;可见，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导致教育附加费用上升、首住房保障不足导致婚房占用父母和祖父母的资金，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水平低导致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老龄人口占比逐渐加大但消费能力每况愈下。
其实，导致这些问题的源头在于现行公共政策的逆导向，如养老金增长高于工资增长、鼓励提前退休、低保加廉租房比就业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做空导致青年逃费和中年早退、医院补偿不足导致医生开药挣钱拉高药价和占比，等等。可见，转变发展观和体制创新是重中之重。
体制改革与创新的五大策略
面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在体制改革与创新上应注重五大策略：
(1)树立人均GDP福利相关性的发展目标。
GDP是经济指标，不是发展目标，中国在深度老龄社会临近时保持GDP增速6%左右，在深度老龄社会里保持5%，已经高于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忽略成本和分配的GDP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提高了产出成本、降低了国民的幸福指数。
根据人均GDP福利相关指数的要求，在“十三五”期间，在第一次分配中劳动工资的GDP占比应达到50%，抑制盲目夸大GDP，适度减少财政收入和资本收入，建立健康发展的收入分配机制;在第二次分配中增加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预算，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的发展规模应严格受到预算约束，由此形成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应按照小康社会人均标准的不足部分，引入社会资源，大力发展社会企业、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时间银行，全面提高国民平均收入和福祉。
(2)服务型政府从一站式公共服务做起。
全球化和信息化要求国家行政从官僚体制转向服务体制，中央政府像董事会一样具有宏观决策能力，地方政府像CEO一样具有治理地方经济和社会的执行力，基层政府像管理员一样心中有数和善于服务。
服务型政府决策大部制来自基层政府的整合，如整合居民信息，实现居住证、就业合同、社保权益记录、签约医生和健康档案等信息共享。一要做到信息向上集中，基于大数据提高宏观决策质量，就间隔性生育二胎、调查失业率、中央统筹基础养老金、靶向低保人群服务等民生问题，做出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二要做到公共服务向下派送，打造三级财政管理(中央、省市和区县)和四级信息管理(三级财政+服务窗口)的服务型政府运行机制，在市政府和市民之间建立一站式服务和反馈信息的窗口。为此，国家要制定《公共信息安全法》，走“互联网+”之路，建立信息共享和密钥管理制度，克服信息梗阻病。
(3)提高国民就业参与率以改善养老金待遇。
在欧盟《老龄化：经济与预算报告(2010~2060》中，核心词是人均预期寿命、劳动人口(15~70岁)和就业参与率(70%)。人均平均寿命-养老金领取期数=老龄人口年龄，在2014年我国平均寿命为76岁，如果减去15年即61岁。老龄社会要抑制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和老年赡养负担过重的两面楚歌，就要大力发展健康文化和产业，延长国民劳动年龄和就业参与率。
具体来说，一要发动大龄人员“50+”行动计划，扶持他们从第一、二产业转入服务业，特别是“一小一老”的服务业。以英国为例，在1988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时，取消了社会保障部，建立了“就业与养老金部”，意在促进就业，实现就业与养老金的同步发展。该部门的职责是整合基础养老金和强化个人养老金，68岁领取基础养老金和DE养老金，每延迟一年领取增加10.4%。个人账户养老金实行全国登记和统一投资运营，政府对65岁以上人口发行养老金国债。一个实账运营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通过税前缴费、雇主配款、投资收益获得好处，激励职工就业和增加养老金积累，实现养老金充足性，并释放基础养老金的负担。
二要制定《养老金法》，基本养老金是稳定社会的养命钱，支付水平过高会增加企业和财政负担;个人账户养老金是促进就业和资本市场的强心剂，做空和名义化个人账户，会伤害青年职工参保缴费积极性;“十三五”规划应当制定偿还旧账和规划未来的养老金顶层设计，切忌以短期行为损害长期利益。
(4)以医疗保险为引擎建立医疗服务治理机制。
中国式医改难题在于价值观扭曲和公立医院定位错误。在宏观上，要按照国家30%、社会互济50%和个人负担20%的比例建立医疗服务的补偿机制，按照人工服务50%、材料设备30%、行政和基础设施20%的比例进行结算，控制人均医疗费用增长率等于地方GDP的1.17%。在中观上，要基于“互联网+”以医疗保险为引擎，对医疗行为和医疗保险基金实行“事前指导、事中监督和事后追溯”的智能监控，无论医生在公立、私营和诊所，使用医疗保险基金的每分钱，均要进行审核，包括诊疗规范、用药标准和执行医保政策的审核，规范医疗行为，合理补偿医疗服务，有效使用医保基金;充分发挥医疗保险在抑制医患道德风险、医疗资源配置、协议定价机制和结算引导行为方面的引擎作用，建立医疗服务治理机制，实现医疗服务利益相关人长期合作与共赢的目标;为此，国家要制定《第三方服务采购法》，依法明确第三方的资质和评价标准，建立购买第三方服务的预算制度。在微观上，严格按照预算约束设立公立医院和病床，并足额补偿，分离特需服务，做到财务公开，对灰色账目追究法律责任。
(5)以社会企业为龙头发展健康管理和医养服务业。
面对中端人群的医疗服务和养老机构要向社会企业转型。国家需要制定《社会企业法》，依法规范社会企业的融资、分配和发展模式，在没有股东利润和政府税负的条件下，提高投入产出率，在保障人力资本补偿的条件下合理定价，与消费人群的购买力相互匹配。
最后，要按照人口老龄化的需求和约束进行全方位的创新，发展战略即“改善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以提高生产力，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以提高购买力”，以改革创新红利取代低劳动成本的人口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