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晔　294俄罗斯专享会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委员、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邬桐　清华大学访问学者。

　　尽管近期恐怖袭击的伤口尚未愈合，疼痛尚未消散，新威胁也仍盘旋上空余悸犹存。但世界各国领袖仍决定今日聚首巴黎，以展现他们对巴黎坚定不移的支持及对气候治理协同领导的决心。

　　这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性时刻，预示着重塑全球气候治理的潜力。巴黎气候大会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第二十一次缔约大会(COP21)。距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已过二十余载。虽然《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标志着气候谈判的历史高度，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谈判却始终因分歧、缺乏信任、停滞和悲观主义而阻碍重重。《京都议定书》是首次以“自上而下”的路径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的尝试。它设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的全球目标，并分摊了温室气体减排的相应国责任。同时，对气候融资和技术转让的需求也与联合国协调一致。

　　2001年，布什总统使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给予协调全球气候治理的努力以重挫，因为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随后多个发达国家纷纷效仿美国，一场危机迫在眉睫。虽然最终《京都议定书》得以一致通过，但从一系列真正包容的、致力于治理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看来，气候治理体系并未成功。

　　之后，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被寄予了空前厚望，被众多政策制定者、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们视为拯救世界的最后机会。该会议由丹麦担任东道主，欧盟则致力于达成一份具有京都风格的新协议，该协议在媒体和非政府环保组织的要求看来是踌躇满志、公平且具备法律约束力的。

　　然而，这些期望均未实现，大会仅在最后时刻达成了一份缺乏欧盟参与的协议。令欧盟和许多其他参会国失望的是，哥本哈根会议是以“自上而下”的路径所做的最后努力，这种全球协调风格的协定注定会失败，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不准备遵循。同时，该会议及其后果激发了寻求另一种路径的反思。《哥本哈根协定》本质上是各个国家依据自身社会和经济环境所作承诺的汇集，同时达成了一项限制全球气温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的政治承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路径，伴随的是结构松散的承诺和效力甚微的监测、报道及核查制度。

　　尽管如此，协议已取得显著进展。例如，中国正依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进展报告，兑现其哥本哈根承诺。事实上，可以说《哥本哈根协定》所取得的成果不亚于《京都议定书》。此外，正是《哥本哈根协定》促成了德班平台这一构想。目前，德班平台正因其基于“国家自主贡献(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而备受期待的新协定，使世界聚焦巴黎。这是一个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路径，并具有显著的潜力。

　　在《京都议定书》以及(未实现的)哥本哈根之梦中居于核心的“自上而下”的路径已经远去，同样的还有对具有法律约束性协议的严格定义。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也认清了政治现实，以及对政策实施的灵活性的需求。有趣的是，表面上标准的放宽并没有影响到《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积极成果，这甚至是一年前人们所无法预料的。

　　作为巴黎气候大会的准备，所有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以及绝大多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国都已提交了雄心勃勃的 “国家自主贡献”。这种“自下而上”且由国家驱动的路径，而非“自上而下”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路径，似乎正在产生积极的成果，并且显然更加为各国领导人所接受。随着预期中以《巴黎协议》为形式的新的气候机制即将产生，一个新的气候治理体系呼之欲出。

　　许多人都曾抱怨过国际气候谈判进展缓慢。承认在技术层面的谈判的限度或许需要政治领导人更大程度的介入以及更强的领导力。二十年的气候谈判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对于气候变化这一人类所面临的首要挑战(依教皇弗朗西斯于2015年所言)，单靠技术性的谈判无法成功。

　　因此，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最坚定的承诺对于成功应对这些挑战而言至关重要。出席巴黎大会的国家领导人的数量前所未有，这象征着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领导所做出的前所未有的承诺。我们不应该低估前方的挑战：如何评估与验证各国“国家自主贡献”中的承诺?如何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充足且公平的气候融资?各国如何合作以发展低碳经济所需的技术?联合领导是我们等待已久的关键因素。只有当政治承诺就位时，技术层面的谈判才能实现突破。让我们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让全球气候治理得以成功运转。

　　文章发表在中国日报。作者感谢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麦瑞安(Ryan McElveen)的评论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