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3月22日至25日在海南博鳌召开。年会主题为“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包括近90场正式讨论，共有来自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的2100位代表与会。

　　我院教授杨燕绥应邀出席本届论坛的人口政策分论坛并在论坛上发言。

　　话题一：有备而老，进入银色经济时代。

　　杨燕绥：作为学者，我想把大家介绍的现象和数据归纳为定义，即银色经济(不是银发经济)。我们有文章、指数和《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每年都有研究成果向社会公布。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当我们完成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温饱问题解决了、粗犷式的发展问题解决了，人类寿命由农业时期的四十多岁延到工业时期的七、八十岁，生命科学说人可以活到一百岁，这就迎来了人类的第三大财富波即健康产业革命。当人均GDP超过5000-6000美金时，老百姓的健康支出将不断增加，这是一个进步。但是，迎接人类第三财富波是有条件的，它需要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比较高，生产能力比较强，过去5个年轻人完成的工作现在2个年轻人就可以做，同时他们的收入较好，更主要的按照个人财务生命周期理财，有合理的资产结构(医疗保险、养老金账户、房产和其他资产)，国家可以靠科技推动来拉动经济，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从代际关系来看，进入老年的人口应当有钱没病还会讲故事，有良好的资产结构才有消费能力，还可能继续工作或经营自己的小生意，参与社会活动，继续纳税和投资，关键是消费，老年人消费可以拉动经济，使年轻人的人力资本得到补偿，这样代际之间的利益才能和谐。银色经济即指按照人口老龄化的需求组织资源、进行生产定价和形成供求关系的总称。为了实现代际之间平衡、供需平衡需要有备而老，需要未雨绸缪的按照老龄化时间表倒计时的去做准备。不少国家比较有远见，比较早的就做了准备，英国上个世界三十年代就出现人口老龄化了，它是第一个对全世界开放的国家，至今它是不算太老的国家;紧接是美国对世界开放，目前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并创造条件引进高智商的移民;德国现在是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正在积极的引进移民。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措施让其国家老龄化的速度放慢点，这样才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做到有备而老。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没有完成农业现代化使得农村留有很多贫困加孤独的老人，也没有完成工业现代化使得城市有大量低端就业者，他们很难跟上产业升级的脚步;就是大家非常担忧的未备而老问题;加之中国长期实行一孩政策，其实计划生育不等于一，导致发生人口结构性问题。目前中国不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但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

　　话题二：适应产业结构变化，培育养老服务园丁。

　　杨燕绥：说到四代家庭如何照顾老人，我想谈产业结构问题，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当人类进入第三财富波时，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在劳动力市场占比(10%以上)，还有人们的福祉，来自服务业的应该越来越多。中国亟待完成农业和工业现代化，三步并作一步走地进入老龄社会。我们应当引导农业和传统工业的富裕人员，尽快转向现代服务业。1998年朱镕基总理进行国企改革，减员增效，为什么都提前退休了呢?因为当时的服务购买力和服务业非常落后，很少有再就业机会。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多生一个孩子需要很好的服务，老人需要医养结合的服务，养老院只提供一张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需要慢病管理、急诊处理、病后康复、长期护理、临终疏解等服务。两个问题就来了，一是这五项服务都是人力资本和知识含量很高的服务，目前需要3000岗位，现在从业人员只有几百万，具有合格资质的只有几十万。目前传统产业的富裕人员约100-200万人员，可能发展到400-500万，我们一老一小的服务行业缺几千万岗位，中国没有总量失业问题，却有结构性问题。如何引导富余劳动力(特别是大龄人员)从传统产业转向现代服务行业转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目前两边都在隔海相望，特别需要政府和社会为他们搭桥，实现一个平稳转移。我觉得德国50+行动计划的做法非常好，让四五十岁的老人回家照顾老人，政府给三分之一工资，再照顾别人家老人，再加10%，结果发现，当他们把自家老人照顾完以后，再想回到企业就回不去了，因为他们只会做照顾老人这件事了，他们知道怎么做，也喜欢做，这批人就成为老龄服务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很多人成为小型护理院的组织者。中国亟待发展这类50+行动计划。

　　话题三：汲取教训，人口结构进入宏观经济规划。

　　杨燕绥：这不仅是卫计委的事情。我们国家长期没有把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规律融合在一起(关注人口数量较多)。人们的生育愿望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竞争压力、收入以及消费取向是成正比的，在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时就要注意引导生育了，一旦超过五六千美金就要投资健康，希望长寿，生育愿望随之下降。中国在1996-2000年间进入老龄社会，但关注人口老龄化及其影响很不够。在宏观经济上，在预测GDP 8%或9%甚至更高时，很少考虑人口结构的影响，非但没有及时解决一孩政策问题，相反在很多微观领域里，不是在应对老龄化，而是加速老龄化，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比如，中国劳动年龄比较短，还允许提前退休，把低保金发给有劳动能力的人，大量的政策在鼓励人们提前退休，提前退休好处多多。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参与率刚50%多一点，离70%的目标还差的很远。通过各种渠道从政府那里领钱人数量增加得非常快。银色经济与单纯讲工业革命2.0、3.0版不同，它是一个技术进步和人文进步并重、经济速度和经济质量并重、促进就业开源改善福祉并重、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并重、个人财务独立于家庭社会养老并重的事情。GDP增速放缓或者下降并非坏事，且具有必然的，关键是把公共管理和经济发展的质量搞上来。这个现象在最近开始有所改变。在十三五规划中用专章说明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与十二五规划不同。最近，习主席也讲要及时、科学、综合的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应该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我们重视不够。但是，还要防止两个倾向。一是将银色经济误解为银发经济，就事论事地谈养老服务，包括十三五规划。健康问题是从孩子做起的，一辈子生活方式不健康、乱吃药，老年痴呆比例很高。老年人的购买力需要一辈子积累，大量资金投入养老产业后很多人找不到盈利模式。因为老龄人不购买你怎么发展，大家都很迟疑。所以，需要反思和改变发展观，不能等人老了再解决问题。还有一种倾向就是悲观，中国未备而老，问题非常严重，怎么办?我们必须三步并作一步走，还可能要退一步进两步。例如，目前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五险一金费率太高，这说明我们国家两代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总理也很为难，这边企业说交不起，那边说好多地方又发不出去，部分地区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金都出现了当年赤字。养老基金要出现当年赤字是未来政府的负债。刚才一个论坛上有专家说中国的政府的财务状况良好，其实没说养老金负债，要把养老金负债加进来，这个状况还好不好?我们到了这个时候，不能没有信心，需要精打细算。面对五险一金费率问题，通过结构调整和参数调整将其降下来，退一步让企业休养生息，开源增加福利，然后再说进一步的福祉改善，这个非常关键。中国到了一个对就业和福利制度进行结构调整的时候，这不仅是政府的事情，社会、学者、方方面面要共同来做。我记得英国在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的关键时候，把社会保障部都取消，取而代之的“就业与养老金部”。我问英国人干嘛要这么做?他们说只有这么直白才能告诉全社会我们在干什么。法国就更有意思了，在进入深度老龄社会时把类似我们的人力资源和民政部门叫“家庭与社会团结部”，因为是法语，我搞了好久才明白是为了和谐代际关系。法国人在讲让妇女即当好妈妈又当好职工，让工作和生活和谐(比较中国大妈现象)，这些不是靠政府一方能做到，从社会到学者共同来做，这件事才能解决。

　　话题四：发展银色经济，服务型政府建设要跟得上。

　　杨燕绥：2015年我国GDP产值的50.5%来自服务业，这是一个要求国家行政形态发生质变的质点，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以前可以喊口号，以后必须转变理念，政策落地还是挺艰苦的。我们有一个老龄委，它能不能协调财政部、发改委、卫计委、民政部、人社部这么多部门。长期以来在中国决策体制上有两大缺陷：一是这届政府决定这届政府的事情。政府是执行机构，美国政府也有任期，只干5年或者10年，怎么能决定长期的事情呢。英国有个下议院，天天都在讨论公共政策问题。美国两个党都有智库，天天都在那儿讨论战略问题。让这届政府去想那么远的事情是挺难的。养老需要未雨绸缪，与短期决策的冲突越来越大。我们还有一个缺陷就是政策出自部门，这种政策特别受部门利益的限制，现在想让一个部门去创新，在中国第一人口红利消失去创造第二人口红利，实现这么大一个转折，从一个粗放发展到精细化做事情，原来只知道GDP，其实就是农民，就知道总量可以吃饱饭，要转向银色经济，那么多问题都要并重，精细化的、科学的做事情真的挺困难。什么时候决策能克服短期行为和部门利益，公共政策从小孩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到养老金的积累、养老服务和医养结合的系统建设一并考虑，立马发上一个巨变非常难。所以，要进行体制改革，服务业占GDP的50.5%是一个质变，生产基础要求上层建筑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个转变是对中国的极大的挑战，要政府作为一个完整的政府来决策这些问题。长远的问题怎么办，可能要放到人大上，或者其他决策机制上，不能让政府在短期决定长远的事情，更不能让一个部门的话语权这么强，这是个重大的问题。

　　话题五：关注个人生命周期，才能走出低生育陷阱。

　　杨燕绥：低生育陷阱在中国怎么形成的?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金时，要引起警惕了，如果在1995年时放开一孩政策，情况还好些，晚了20年就失去一代人。现在要想走出低生育陷阱，要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第一，教育资源得公平，不能让家长支付那么多的教育附加费用，养不起孩子。第二，首住房问题得解决。按照个人财富生命周期规划，35-40岁以前要解决养孩子、买房子问题，40岁以后才可以买健康、买养老，一生平衡，这是弗里德曼的平滑消费理论。第一套房是居住的，第二套房是投资的，怎么能一个价格呢?这是不对的，这个问题要解决，然后我们再说怎么去买健康、买养老，一生平安。还有，易先生越说我越着急，如果未来的总合生育率在1.2以下，到去年我们的社会保险已经是2.8人缴费去养一个老人，那以后1.2的总和生育率，谁交养老金?中国的养老金制度这20年也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其实，在90年代初进行养老金改革时，借鉴美国的一个老遗产保障金，还有一个个人职业年金和个人账户，搞统帐结合，这个结构很好，贝弗里奇把中央统筹的基础养老金叫面包，不管国家怎么老龄化，老年人的面包是必须有的;但是要鼓励人们就业区买黄油，有个实实在在的职业年金和个人账户，自己交一笔税前列支，政府让税了;雇主又配一笔，然后市场投资回报一笔，每多干一年可以看着养老金账户多了几万，谁愿意早退休啊，这叫黄油，福利大师贝弗里奇在上个世界40年代就说了，面对人口老龄化，在养老金制度中，政府只能给面包，但是要鼓励自己买黄油。90年代初我们是这么想的，搞了一个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但是，由于国企改革、工人下岗、视同缴费工龄至今没有预算，国企不还这个帐，就把这20年年轻人缴费都给用掉了，如果把这算成负债的话，中国政府的负债真是很多的。用掉以后就把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都由政府承担起来，有人说空账合理、有人说可以变成名义账户，都搁到政府身上，堆到将来再解决。年轻人非常不高兴，人家一听你当年都亏损了，我这么高的缴费不都白搭了，将来的养老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年轻人就选择退保，这样一来，这个制度真的没有社会基础，没有希望。我特别担心中国形成“年轻人逃费、中年人早退，老年人受罪”的局面。这种情况真的应当马上改变。

　　其实，计划生育是有计划的生育，西方国家也都搞的。像德国，让你生两个到三个，中间间隔两到三年，有很多政策让家庭的生育和国家人口规划匹配，这才叫计划生育。我们过去把计划生育理解成一孩家庭，好像计划就等于1。要关注失独家庭，对这个群体要倍加关注，应该像对待军人一样，因为他们是对国家政策做出牺牲和奉献，国家政策要倾斜，在农村已经给独女家庭增加60元/月养老金; 社会要给予更多的关爱，还有他们自己也要团结起来，如扎堆养老等等，共同解决他们的困难。

　　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定期、定址的国际组织，至今已成立15年。论坛目前已成为亚洲以及其他大洲有关国家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洲以及全球重要事务进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论坛致力于通过区域经济的进一步整合，推进亚洲国家实现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