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理公共管理 吴秋怡 2016-09-01
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和中山大学博士生张培培共同发表了题为《内在动机与专家行为：中国温岭参与式预算改革中的专家角色》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大家对于各种专家类型的深层思考。本文初稿曾获得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和国际比较政策分析论坛(ICPAF)联合颁发的2012年度最佳比较政策论文奖。(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Expert Behavior: Roles of Individual Experts in Wenling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Reform in China ,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 2016,Vol. 48(7) 851–882)。
本文围绕内在动机、专家行为、公共决策咨询、政策企业家和温岭参与式预算改革展开探讨。以往关于专家参与的理论研究，一般都基于经典的追求影响最大化的外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假设。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专家行为理论，通过识别专家对理论和实践、专家和官员这两种关系的态度来为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和专家行为之间搭建桥梁。专家对理论和实践间关系的态度是指专家对待理论和实践的互动过程，在运用其专业知识指导现实实践的过程中是否也会将之视为一个根据实践不断调整、修正和更新理论认知的过程，从而促进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专家对自身和官员的关系间态度暗含着专家对专家与决策者之间的行为边界的理解，专家是否认为他们应该较多介入政府改革的内部政治过程。根据专家对“理论和实践间关系”的态度，可分为“传递模式”和“协作模式”，前者专家只将知识运用于实践，而后者则会更重视将实践运用于理论发展;根据专家对“专家和官员间关系”的理解，可分为“理性参与”和“政治参与”，前者专家参与政府决策咨询限于向决策者提供专家建议，而后者则把自己的专家参与理解为向政治家提供“政治弹药”。专家对这两组关系的态度构成了专家在参与决策咨询过程中的内部动机。
这两组关系共同赋予专家四类不同的角色，具体包括技术传播者(technology communicators)、理论论证者(theory demonstrators)、理念企业家(idea entrepreneurs)和知识中介人(knowledge brokers)。技术传播者只是单向地向决策者提供专家技术建议，既不介入政府改革的内部政治过程，也不利用向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的机会丰富自己的理论研究。理论论证者也不会介入政府改革的内部政治过程，但会利用向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的机会获得实证数据来论证自己的理论。理念企业家拥有自己的价值理念，毕生追求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为此，他们不惜介入政府内部政治过程，并且愿意调整专家建议从而说服关键决策者采纳自己建议;知识中介人是那些既愿意介入政府内部政治过程而调整自己专家建议，又会利用向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的机会来丰富自己学术研究的专家。
在研究设计方面，本研究遵循严格控制其他变量的研究传统(Danner& Lonky, 1981; Deci et al., 1999; Shalley & Oldham, 1985; Vallerand,1997)。考虑到专家是社会精英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参加类似的行为实验，故而本研究选择了一个公共决策咨询的真实案例作为自然试验设计。本研究考察了在同一案例中不同专家的行为模式选择差异，这样的好处是能够控制其他混杂的、外部的客观因素的干扰。本研究将中国浙江省温岭市参与式预算改革作为研究案例，通过访谈专家、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的方式，获取一手资料，对参与其中的四类专家进行比较研究。温岭泽国镇和新河镇的改革离不开专家的参与和指导。本研究从中挑选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何包钢教授、南开大学马蔡琛教授、中山大学马骏教授等四位专家，比较他们在决策咨询过程中的内部动机和行为模式。
本研究详细介绍了不同专家在温岭改革方面作出的贡献。根据划分标准将李凡视为“理念企业家”，将马骏视为“知识中介人”，将马蔡琛视为“技术传播者”，将何包钢视为“理论论证者”。
最后，本研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考虑到参与改革中的四种专家行为模式，对待专家与官员间关系的态度是“政治参与”的专家比是“理性参与”的专家在参与政策制定方面更具有持续性。视理论与实践关系为“传递模式”的专家更注重使用知识，视理论与实践关系为“协作模式”的专家更渴望借助他们参与公共决策咨询过程中获得丰厚实证材料发展和丰富自己的学术研究。专家参与公共决策咨询时，专家和官员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和相互信赖的关系。中国政府寻求获得专家知识或声誉方面的支持，是政府向专家咨询的重要原因。专家在实际参与改革之前，细致地观察当地政府是否真正愿意接受改革，因此政府审慎选择专家的过程也是专家选择政府的过程。中国地方政府的意愿和决心是温岭参与式改革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此外，本研究认为，尽管所有类型的专家在温岭改革起到重要的影响，但我们也不能过分高估专家对于改革的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并不旨在对专家在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中的不同行为模式进行价值判断。本研究主要基于国内外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线索，以内部动力为分析视角帮助专家清楚地了解他们在政府决策咨询系统中的位置。
附参考文献：
Shalley, C. E., & Oldham, G. R. (1985). Effects of goal difficulty and 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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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jer, A. J., Boon, W., & Moors, E. (2013). Stakeholder engagement in pharmaceutical regulation: Connecting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lay knowledge in risk monitor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91, 69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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