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经济参考报
●东北振兴的转轨，即从重工业为主向轻重工业转化、从传统重工业向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转型，还需加快步伐。否则，无论增加多少投资、多少项目，都等于“重上加重”、“老上加老”、固化原来的旧结构。
●对东北的产业定位，非常有必要从“两个基地”变为“三个基地”，即加上服务业基地。未来东北振兴应该是三个基地的振兴，而不能单说“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这方面早转早成功，晚转就会被动。
●东北地区依靠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思维惯性，以及较为严重的关系文化，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因为它的交易成本太高，既不利于创新创业，也无益于公平竞争和财富创造。因此东北地区全面振兴，重构东北文化，加大市场化改革的主观能动性，是必要一环。
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出现较大困难。今年以来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经济又出现分化趋势。东北经济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日前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应该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东北地区的经济表现和困难。东北振兴是场攻坚战，事关全局，必须加快推进;也是一场持久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新常态下，东北振兴发展需要明确改革的长远目标，摆脱结构固化和路径依赖，升级到2.0版。他认为，东北经济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思想观念与体制机制上。投资是东北地区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手段，但不能单纯靠政府掏钱。新一轮东北振兴呼唤体制转型，呼唤培育符合时代发展的商业文化。
辩证评价东北经济局势
落实“十三五”规划是重点
《经济参考报》：您如何评价2003年以来的“振兴东北”成效?以及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
胡鞍钢：要正确、辩证、全面和系统地看待“东北现象”，当前东北经济的确出现较大困难，但我们要从困难背后看到以下几重要素：
一是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数据看，今年1-7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1%，比上半年回落0.9个百分点。东、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速都趋于放缓，东北地区虽然投资下降，但降幅也在缩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投资增速大幅下降，但东北的经济增速并未出现同比例下滑，这说明东北经济传统投资驱动的模式已经在改变，仍具有内在活力和动力。
二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来看。东北三省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仍在增长，2015年辽、吉、黑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7%、6.6%和6.8%，人均消费支出分别增长7.0%、5.6%和4.9%。这样的民生指标也是检验东北振兴的重要标准，仅根据经济增长率指标就作出“上轮东北振兴失败”的论断，未免片面。
三是从全球产业发展状况来看。东北经济当前出现的困局，是世界新兴经济体发展困局的一个缩影。大宗商品全球价格下跌后，凡是主要依赖全球性、可贸易原材料的国家，如俄罗斯、沙特、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甚至加拿大、澳大利亚经济的增长率都出现大幅下滑，东北现象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共有特征。
当然，上轮东北振兴也有不足之处。过去几轮“东北困局”都与过剩产能有关，虽然之后市场对钢铁、煤炭、石化产品等原材料的需求上升缓解了当时的困境，但客观上也拖延了东北地区的战略转型。“新常态”反而有利于倒逼东北加快转型调整。
要评判振兴成功与否，我们要看东北的主要目标有没有实现?这就包括阶段性目标和长远目标。近10多年来，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综合指标均有所上升，经济社会发展、结构调整、改革开放等也取得了相当成绩，即使是经济增速最低的辽宁，也进入了人均GDP “一万美元俱乐部”。而在10年前，辽宁省人均GDP只有2367美元。
总体来说，中央振兴东北的路子没有错。未来振兴中东北要坚持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把十三五规划中与东北有关的内容逐一对照和落实。比如“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促进困难地区转型发展、发展海洋工程、建设智能化港口、构建智慧城市、建设海绵城市等方向，东北都可以从中找到机遇，与中央形成合力。振兴东北的道路国家已经规划得很清楚和明确了，不仅指明了未来发展方向，更点明了当前的重要抓手，关键在于地方如何落实，怎样去推进自己的供给侧改革。抓落实在东北尤为重要，东北是中国转型发展困境的典型代表，东北问题解决的好坏，对于全局有着重大示范意义。
国企民企同时发力
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经济参考报》：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大，民营经济占比小，近年来很多人一直认为这是东北的一大弊病。您如何看待东北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
胡鞍钢：客观认识现状是我们做一切决策的基础。从数据来看，以辽宁为例，国有控股企业现在只占企业数的3.6%，资产规模占总量的43.2%，主营收入占24.7%，利税占27.8%，从业人员占26.3%。
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两条腿走路”的格局，接下来的改革任务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国企活力;另一方面要发挥占绝大比例的民营企业、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动力，这样就能在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形成合力。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东北重工业比重确实太高。以辽宁为例，在规模以上企业中，重工业的资产占比高达85.3%，主营业收入占79.3%，利税占79%。由于产业结构迟迟未能转型升级，不仅使得国有企业过多地参与到重工业，越来越多民营企业也挤了进去，这就和深圳等南方地区民营企业更多注重投资创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究其原因，东北地区资源丰富，容易形成资源密集型优势，产业发展容易产生较为严重的路径依赖。由此，东北振兴的转轨，即从重工业为主向轻重工业转化、从传统重工业向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转型，还需加快步伐。否则，无论增加多少投资、多少项目，都等于“重上加重”、“老上加老”、固化原来的旧结构。
我们对东北振兴应该确定一个打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如果说振兴过程至少需要20年，现在我们还只爬到“半山腰”，进入了改革、发展和转型的攻坚阶段。在这期间，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块“硬骨头”，而且在国企的效益下滑，发展困难时期，还要抓好促改革与稳增长、调结构的关系，这就需要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另外东北有很多重工业企业都在退出，但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一些企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中国制造2025”也取得了不小成效，当然这些成果目前还只是“星星之火”，对传统产业下滑的支撑作用还不够强。所以，东北振兴既不能止步不前，也急不得。
从这一点来看，东北的振兴发展需要重新明确改革的长远目标，即进入2.0版。东北地区应该弄清楚往哪转、怎么转，以及以谁为目标、追赶谁、学习谁等问题。
要警惕投资下滑
也要关心新经济成长
《经济参考报》：今年上半年，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的固定资产投资出现断崖式下滑，您认为是偶发事件还是必然，未来是否能在短时间内重新吸引投资者目光?如何才能重拾人们对东北经济的信心?
胡鞍钢：东北投资出现大幅下滑具有一定外部原因。现在不光是东北，包括内蒙古、山西也存在类似问题，这些地区同为煤炭、电力等资源丰富地区，同样面临着外部冲击的影响。东北顶着老工业基地的帽子，之前新工业上得不多，相对单一的产业结构，在特定的经济周期、产业周期中必然会带来一些恶果。
但我们要看到，投资虽然下滑，但经济增长没有出现断崖式下滑，本身就说明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经济韧性正在增强，逐步从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还有不小的发展动力和潜力。事实上，东北地区电商和服务业等领域增长很快，高端装备制造、机器人、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产值增长都在10%以上，只是因为传统工业在当地经济结构中比重太大，这些新兴行业还未成为拉动整个经济新的“火车头”。
当前，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已在悄然发生变化，如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传统工业比重下降、新兴工业比重上升，其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这就需要多给东北一些时间、多创造一些机会。我们相信，未来东北将取得令人惊喜的成果。
“投资拉动”关键要看
投什么、谁来投
《经济参考报》：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出台《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2016-2018年)》，携127个重点项目，或涉投资1.6万亿元。您如何看待这一举措?东北经济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
胡鞍钢：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增长、调结构”的总体任务，明确固定资产投资是必要的，但也必须是有效的。可见，不仅是应对东北经济下滑，面对经济新常态，进入“十三五”以后，中央也非常重视投资和项目建设。
除了关注投资总量，我们还应该关心投资结构。《实施方案》在东北地区主要投向三个方向。一是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的基础设施，有利于东北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创造内外开放优势，拓宽经济发展空间。目前东北与全国以及东北亚做到了交通地理的“互联”，还需要加快实现经济、产业、市场的“互通”，特别是“十三五”期间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对内联通全国，抓住“一路一带”机遇，对外建设面向俄罗斯、日本、韩国三大经济体的国家合作平台，这些都离不开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提升。
二是重大公共性设施。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规划，这些公共性设施除了交通、能源、水利三类以外，还涉及到工业、农业、城乡建设，特别是城镇化建设等方面。这有助于提高东北的发展潜力、降低发展成本，尤其是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更有利于东北利用基础设施溢出效应和技术应用溢出效应，使得东北地区有效吸引各类人才包括国际人才，培育吸收、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先发优势，使创新真正成为东北地区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是民生设施。主要加大教育、健康，扶贫、农业和社会兜底政策等方面投入。这些设施和项目不仅会加大民生保障力度，还会为当地带来就业和增长。
短期内经济发展具有“一投就灵、一投就上”的特点，但从长远来讲，我们不能为了投资而投资，不能重复投资，而必须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稳增长、调结构。具体操作上，应该是投向新的增长点、投短板，投公共性、基础性、外溢性，能产生拉动效应的项目。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关注谁来投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到底是由政府还是市场来配置经济资源、投资效率能否提高的问题。一方面，从投资性质上要看到，公共投资和民生投资领域具有诱导性，政府投入一块钱，基础设施完善了，平台环境形成了，就会引导社会投资两块钱、三块钱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从投资来源看，全国的公共投资，或者我们称之为公共财政的预算力投资比例非常小。2015年国家预算是3万亿，而相比当年全国将近60万亿的投资总规模，国家投资占比很小。对于投资东北，国家的思路很清晰，主要还是靠社会，政府投资只是起到一个“带头羊”作用，要产生溢出效应。
东北产业要找准新定位
发掘新潜能
《经济参考报》：现在许多地区都在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东北地区也不例外。那么从整个国家经济格局来看，您认为东北地区是否应该调整其作为粮食基地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定位?这种受经济周期影响大的重化工业基地的出路，是否只能是转换产业结构?
胡鞍钢：这就要对照国家“十三五”规划，找准东北在全局的定位，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制定振兴途径，并激发自身动力去改革推动。
目前，国家给东北的定位是粮食基地、工业基地，其中粮食基地重在发展现代农业，而工业基地则是要完成从老工业基地变成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城乡一体化等模式。我认为，把东北定位为工业基地，与产业协调发展的目标并不矛盾。习总书记要求东北“加减乘除”一起做，具体到工业，传统“傻、大、黑、粗”的重工业模式肯定不能继续，要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向“高精尖缺”提升。
据统计，世界大约35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国已经有18种产品生产达到高峰并持续开始下降。当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或者叫后工业时代，工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8年达到高峰后持续下降，而且“十二五”时期大幅度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这要求东北地区尽快适应这个变化。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对东北的产业定位，非常有必要从“两个基地”变为“三个基地”，即加上服务业基地。未来东北振兴应该是三个基地的振兴，而不能单说“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东北要把服务业纳入发展重点，东北的城镇化比例居全国前列，对基础设施、交通运输、金融保险、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等的需求都很大，这方面早转早成功，晚转就会被动。
延伸开来，我还特别重视东北振兴的另一个发展动力——城镇化。我并不太关心东北的常住人口是上升还是下降，而是关心人口是分散还是聚集。我更关心这样几个数据：一是城镇人口是不是增加了?很显然在增加;二是这三个省的城市化率，辽宁不仅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它的城镇化率也达到67%，这比一些沿海地区的江苏、浙江都高。
因此，无论从工业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还是城镇化水平来看，东北都应进行重新定位，要结合自己的新优势不断发掘新潜力。此外东北还要做好对外开放，比如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就可以向韩国学习和追赶。现在韩国的重工业基本都退出了，而是从全世界采购，自己专心致志搞“高精尖缺”产品，同时韩国的服务业发展也很快。
东北困局不仅呼唤经济转型
更呼唤体制转型
《经济参考报》：有人把东北经济不振归结为东北文化和东北人的思维，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胡鞍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北经济陷入眼下困境，原因错综复杂。我注意到，包括很多民营公司在内的东北企业都反映转型艰难。对这样的艰难分怎么看，如果连民营企业都不断复制国有企业的产业、产品，那肯定没有出路，不改、不动当然容易，正是要改、而且是大改，才会艰难，但艰难中孕育着新生。我一直认为，东北改革转型存在着商业文化、市场文化的瓶颈问题。
东北困局不仅呼唤经济转型，更呼唤体制转型。从1994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东北的转型就没有很好完成，虽然在数据上看民营经济已经占多数，但是经济模式还是复制老工业企业，经营机制没有真正转换，生产经营还是靠关系、找路子。
东北地区依靠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思维惯性，以及较为严重的关系文化，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因为它的交易成本太高，既不利于创新创业，也无益于公平竞争和财富创造。因此东北地区全面振兴，重构东北文化，加大市场化改革的主观能动性，是必要一环。
这方面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树立市场文化和市场思维。在劳动力市场，我们看到，职工只有进入大型国企才算找到一个“保靠”的工作，因为即便企业亏损他们也能有“铁饭碗”，这不符合劳动力市场要素流动的规律。也正因缺乏合理的“人力资源退出”机制，东北地区才存在很多无法去除的“僵尸企业”。
东北在市场化改革中面临的另一问题，是急需重构“契约文化”。同样在劳动力市场，某个职工即使无法达到劳动合同的要求，也可能通过关系保留职位。这就使企业不像企业，劳动力市场不像劳动力市场，很难保证要素的优化配置，增加了市场的交易成本。因此，很多人才不愿来东北工作，企业家也不愿到东北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振兴东北经济的关键，还在于如何有效推动市场取向的制度改革、培养公平竞争的市场文化。
《经济参考报》：东北振兴是攻坚战、持久战，打好这一战役需要发挥哪些力量?
胡鞍钢：要发挥五个合力：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合力。东北三省要坚定五大发展理念，按照“十三五”规划，找准自身定位，积极主动地抓住内外发展契机。通过中央和地方的良好互动，更好地制定和落实国家的新一轮东北振兴规划。
二是政府和市场的合力。政府要改善营商环境，简化手续，为市场、企业、投资者、创业者、创新者服务，充分激发民间活力，吸引外资、外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三是干部和群众的合力。要解决好东北改革发展的政治生态问题，充分相信和挖掘东北1.09亿人民谋发展、谋创新、谋创业的积极性和潜力。
四是对外开放形成的国内、国外合力。充分利用山东半岛、渤海湾，充分利用蒙古以及内蒙古形成重要的出海通道都，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有利机遇，形成东北亚地区经济中心、人才中心。
五是国企与民企的市场合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同时，发挥占绝大比例的民营企业、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动力，实现“两条腿走路”。
东北具备经济良好发展的基本条件，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要跳出东北看东北，跳出辽宁看辽宁，把东北和辽宁放在全国的大布局下来看待，“办法总比困难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