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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出版集团和《经济导刊》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合办的中信大讲堂上，294俄罗斯专享会崔之元教授从“新常态”以及“供给侧改革”都是翻译词汇出发，指出了国内探讨的“新常态”、“供给侧改革”不同于里根供给学派，有其独特性，并对其可能的灵感来源进行了推测。
崔之元教授：中西方经济“新常态”的比较和互动
当下，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争论异常激烈。中国经济是否可以实现软着陆？我们的经济下行到底是需求不足还是供给过剩？我们能否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使其在较低增长率下，保持良性的运行？在这种种疑问之中，蕴含的是各种经济学流派对于我们所处的世界经济状况的不同看法和解释，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西方经济学“新常态”进行分析和比较意义非凡。
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既然是翻译，所以引起了一些误解，著名的《经济学人》今年2月份的杂志封面上就叫“里根的回声”，这显然是误解。
“供给侧改革”不是“里根的回声”
今年5月1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他回答非常明确，下面都是他讲话的原话，他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儿。
西方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实际上是所谓的萨伊定律，履行减税，提高人们的储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削减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限制货币发行以稳定物价。主要缺陷是只重视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
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而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主要政策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他用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一个说法，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跟不上，可能有些微观的改变我们再讨论。
“供给侧改革”从哪里来？
习主席明确的说“供给侧改革”不是里根的回声，但是“供给侧改革”的确是翻译的词，那么它是从哪来的呢？我个人猜测，它可能来自于2014年在澳大利亚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时所提出的“宏观经济与供给侧改革”方案。该方案的目标是到2018年世界的真实GDP能比IMF模型预测的增长率额外增长2.25个百分点，不是当年增长2.25，因为去年我们全球的经济已经增长了3.1，它是说，如果各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2018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将比没有进行供给侧改革时再增长2.25个百分点。
今年9月初在杭州召开了G20峰会，中国首次作为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在今年的G20首脑宣言里，特别强调了要继续推动2014年澳大利亚担任主席国时所提出的“宏观经济与供给侧改革”方案，力求在2018年达到。所以，我认为，中国2015年提出 “供给侧改革” 这个词，很可能是来自2014年参与G20峰会，由此可以说明“供给侧改革”确实不是来自于里根。
新常态
这个词最早也是从英文“New Normal”翻译过来的，最早是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5月9号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他说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又更加系统的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他认为新常态给中国带来四个方面的发展机遇。一是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实际增量仍然可观。二是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动力更为多元。三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是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新常态”最早是加州旧金山美国最大的一个债券投资公司高层Bill Gross提出。他提出危机后的“新常态”，类似于L型，它不可能回到危机前。詹姆斯？加尔布雷斯，现在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担任教授，于 2014年写了一本书，全面的论述西方的“新常态”，叫“END OF NORMAL”。其中讨论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西方的“新常态”的一个理论就是美国前财政部长，也曾经担任过哈佛大学校长的萨默斯提出的观点。
萨默斯关于经济增长将会陷入停滞的四个理由
萨默斯提出长期停滞的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虽然从2009到2014年有了很多金融监管修补，加强了立法，但复苏仍然只是和人口增长，和所谓常规的生产率的提高持平，而且还只发生在美国，在其他的工业化国家，特别是欧盟、日本都没有。
第二，他说在危机发生之前的几年里，那种明显不可持续的泡沫和对信贷借贷标准的放松，以及非常容易获得的货币，只能带来温和的经济增长。
第三，这是他比较强调的，短期利率已经被所谓零的下限所严重约束，真实利率不能降到足够低，以便来刺激投资，从而达到充分就业，这是特别关键的。危机以后，所有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欧盟都已经把短期利率下降到非常低了，接近为零，目的是促使人们投资和消费，但是它有一个零的利率的下限。如果你的利率名义是负的以后，人们宁愿把钱存在自己家的枕头下躺着睡觉，它至少名义上还可以保值。但是从2014年开始，欧盟和日本，包括瑞士，包括最近匈牙利都已经明确的使用名义负利率。
负利率实行的时间，最早是丹麦2012年，欧元区2014年6月，瑞士2014年12月，瑞典是2015年2月，日本是2016年2月，名义负利率可以说百年不见的，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上，我们只有过实际负利率，由于通货膨胀很高，名义负利率却从来没有过，因为大家都认为零是一个下限，但是从这里来看，从2014年，2015年，2016年，日本2月份开始名义负利率，最新的资料来看，匈牙利在2016年3月也开始采取了名义负利率，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传统的经济学认为非常荒唐的东西，等于我借钱给你还要倒贴。虽然突破了所谓的名义零的下限，但实际上很难突破太多，为什么？现在名义负利率还是在0.5%、0.2%，欧盟现在是0.4%，为什么人们还能接受？因为它还有一个安全保管费的问题，比如我把很多钱存在我枕头下可能不安全，我存在银行里可能安全一点，银行给我保管，还有武装警察押运，但是如果保管费太高，人们不一定愿意支付。现在你利率负这么多还是投资不振，也是为什么说会出现长期停滞。
第四，工资和价格的下降或低于预期导致消费者和投资者都不敢花钱。大部分的钱，是在债权人手里。中国有类似的现象，大量银行的钱没有投资到实体经济当中，是在银行之间、金融机构之间。比如前段时间股市的波动和所谓“伞型信托”，都是和整个钱不是真正消费，不是从债务人支出，而是在债权人之间进行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所以，这四个原因是萨默斯担忧长期停滞的四个原因。
组合谬误
中国现在，也包括全世界，主流的经济政策的讨论的分析框架，其实基本上还是一种微观经济学的思路，这种微观经济学的思路和凯恩斯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学的思路完全不同。
如果每个市场都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达到供求平衡，也就不需要宏观经济学了。宏观经济学恰恰说微观经济学有组合谬误。
宏观经济学不同于微观经济学的本质，不应仅仅从单一市场的供求平衡的价格机制来分析经济整体问题。
凯恩斯的经济学核心就是未来预期，特别关键的，对未来的预期决定现在的支出，现在的支出最关键的决定因素是对未来的预期。他用一个动物精神来描述。什么叫动物精神？就是一种自发的冲动去行动，而不是说呆着不动。这种冲动要干事儿，它不是作为一种加权平均的数量概念计算，因为未来不能用概率确定，它是动物精神的冲动，这是一个很核心的概念。
对于卢卡斯的批判
克鲁德曼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他在2009年的一篇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里提出了盐水经济学家（salt water）和清水经济学家（fresh water）的概念来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错得如此严重。
清水经济学家是从弗里德曼到卢卡斯的芝加哥学派，整个总需求不足在他们得框架里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价格总是能够把供给和需求加以调整。所以，芝加哥学派还是微观经济学思路，完全没有理解凯恩斯的组合谬误的问题。卢卡斯是一个清水经济学家，因为他认为大萧条是一个大假期，按照卢卡斯的理论不可能出现长期的大萧条，长期的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认为失业一定是自愿失业，自愿失业变成长期的假期。
两个月前刚刚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Paul Romer，在一篇文章里明确的反对他以前的导师卢卡斯。他认为卢卡斯代表的宏观经济学本质上还是微观经济学。他举了物理学的一个例子。爱因斯坦想建立一个统一场论，把电磁作用，弱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和引力都统一起来，这个没有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物理学家搞出了一个弦模型，完全数学模型，和物理的观察没关系。他说卢卡斯搞的就是经济学里类似于物理学的弦理论，和物理观察没关系，数学很漂亮，但是实际和现实没关系。
Frank Hahn认为卢卡斯宏观经济学是一种胡扯，因为他有一个代表性的个人，在这个模型里，个人都在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每个人的偏好没有差别。他认为宏观的数据应该对人的微观决策有影响，这本来是显然的，但是在微观经济学里，过度需求函数，实际上他认为过度需求函数里应该有宏观变量，作为它的元素，包括价格指数，失业率和GNP。微观应该有宏观基础，因为价格指数、失业率都影响你对未来的预期，所以，这是你的一个现实的投资或者消费决策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