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7日，由阿里研究院主办的“远见2046——第二届新经济智库大会”在北京举行。294俄罗斯专享会院长、教授，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主任薛澜在会上做了题为《成长的烦恼——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的主题演讲，探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挑战和应对挑战的方法。
薛澜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先是创新驱动发展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间关系，其次重点讨论新兴科技革命对治理带来的挑战，最后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发言实录整理如下：
图为薛澜教授做题为《成长的烦恼——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的主题演讲。
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第四次工业革命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不管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资源环境的压力，还是社会分配收入差距等，都对国家未来发展构成威胁。正是这样大环境下，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主席谈到决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最核心的关键。去年进行的“十三五”规划战略在创新领域专门提出一系列目标，包括研发投入、科技进步贡献率、互联网普及情况等，这都是希望创新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图为薛澜教授演讲现场ppt。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需要依靠创新作为主要驱动力。十三五期间国家有22个专项规划，第一个发布的专项规划就是科技创新规划，其中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六个重大科技项目和九项重大工程。中国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战略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产生了历史性的偶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大家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时代，第三次是信息技术为代表，第四次工业革命现在已能够看到雏形，包括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虚拟现实，新能源等等。前面几次的工业革命由于历史原因我们都无缘参与，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这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可以说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有新的挑战。
创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可以用几个例子说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引擎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这之后创新和科技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全世界人均GDP的历史变化看出：从公元前1000年到18世纪中叶，全世界人均GDP几乎没有大的变化，尽管总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增长。但是，从世纪中叶开始有了飞跃的发展，其背后实际上就是瓦特的蒸汽机带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背后非常重要的发明就是晶体管，70年代时，英特尔一个集成电路上面的晶体管数量是2-3000个量级，到了今天超过了50亿个的量级，在短短的三四十年间以几百万倍的速度在增长。恰恰是由于集成电路的飞速发展，使得我们大家今天的各种智能工具，包括智能手机变成可能。
未来可能的发展我们今天还难以预测。在生命科学领域，基因测序的成本在2001年是以上亿美元计算，到今天成本已经不到1000美元。前面说到半导体技术发展非常快，有一个著名的摩尔定律。但基因测序的成本下降速度比摩尔定律还快。生命科学领域带来的发展也是不可估量的。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对800多名IT领域的CEO或专家进行了调查，问大家对2025年技术发展预测的看法，有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些技术会实现。例如：10%的人穿着可以和互联网相连的衣服，91.2%专家认为完全有可能；上万亿的传感器和互联网相连，89.2%的专家认为可能；美国出现第一位机器人药剂师、第一个3D打印汽车产生，政府用大数据资源替代统计普查、第一个植入式手机商业问世、90%的人口能够日常使用互联网、美国路上行使汽车中10%是无人驾驶等等，这些专家判断实现的可能性都比较高。比较低的是，第一个机器人担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不到一半的专家认为可以实现。我跟阿里的总裁建议，也许可以在阿里的董事会安排一个机器人，看看其学习能力到时候是否能够胜任。
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我们确实带来了很多非常美好令人期待的一些前景，但是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否只有正面？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收益我们大家都在享受，但也不要忘记工业革命也会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烦恼。例如，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对化石能源的使用导致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直到今天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其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几次相比也不排除给我们带来新的烦恼的可能。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总结出三个方面不同。第一，技术创新与扩散的速度非常快，从前几次工业革命的线性发展到目前的指数发展。这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导致很多技术会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无论正面还是负面），我们很难现在预料到。第二、技术的广度和深度。很多领域的创新在同时发生，通过互相的关系，产生更多的创新，这带来了范式的转变。第三、系统性的影响，对个人、企业、国家带来了系统性的变革很难预测。
前几次工业革命中国无缘参与，这些技术扩散到中国时，对社会的各种影响已经比较清楚。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在很多领域走到了前沿，既是创新者，也是前沿用户，我们有了重要的责任，需要更加直接地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我们怎么去和其他国家一起，在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去影响它的发展方向，趋利避害，造福人类？
图为薛澜教授演讲现场。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
首先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其中存在两个悖论。第一是生产率悖论。很多经济学家很头疼，一方面可以看到蓬勃发展的新技术带来的令人幸喜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新技术却没有带来传统预期的生产率增长。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为例，不管是在1947年到1983年，还是2000年到2007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都是在百分之二点几（2.8%，2.6%）左右，但是从2007年到2014年，平均增长率仅有1.3%。最近这些年创新非常活跃但劳动生产率在下降的问题如何解释？其中一个解释是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很多技术是平台型技术，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非竞争性产品”，其创造的价值是免费的，并没有通过市场交易反应出来。这就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因而经济学理论体系可能本身就需要创新！
图为薛澜教授演讲现场。
第二是创新悖论。研究创新的很多学者都知道熊彼得提出了“创造性毁灭”。创造性毁灭是指有很多新的技术创新带来更大的社会收益，让旧产业消亡的同时创造了很多新的产业，使得社会不断进步。例如，电力机车代替蒸汽机车，数码相机代替胶卷相机等，都叫创造性毁灭。但是，荷兰学者卢克索特最近提出是否会有“毁灭性的创造”这一可能？可能一些创新仅仅对少数企业有利而对整个社会不利。例如，在传统消费主义导向的工业创新中，大规模生产导致大量的电子垃圾带来生态环境危机。再例如金融领域放松监管导致的很多创新对少数金融企业有很大利益，但是对国际金融经济带来很大危害，带来金融危机。现在的社交媒体让人们产生很大的依赖，人们长期沉溺于手机和电子游戏，很多小孩学习时感到有点厌倦就马上就去玩游戏、玩手机，很难进入到深入思考。长此以往，是否会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影响？
其次是对未来工作的颠覆。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2010年的各项职业中，高达47%的工作在今后十年到二十年有可能被机器或人工智能所替代。其中很多是高级白领的工作，律师助手、房地产评估师等。今后可能没有公司、就是平台，未来也许很多人在同时做很多的临时性的工作，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工作将不复存在。
再次是对社会公正、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冲击。第一是收入分配差距。大量中等技能工作被替代，社会收入分配将形成极化状态，少数有高技能的工作者有很高收入，大批中等或低技能者失业。第二是生物医学进展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在生物医学进展方面，基因检测是否会带来就业歧视、保险歧视。如果未来出现可定制婴儿、延长寿命、记忆提取时，是否有一系列伦理道德的困扰出现？第三，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问题。纽约时报做了测试，拿机器人写的新闻报道和记者写的新闻报道放一起让大家去辨认，90%的人都辨认不出来。如果今后机器人可以写出漂亮的文章、画出各种风格的画作，谱写出美妙的曲调时。人类还学习什么？家长还要不要让孩子们去写作文？如果机器人永远是冠军，人类之间下棋的乐趣会减少多少？这些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
最后是对公共治理的影响。有人说：21世纪，“权力容易获得，很难使用，更容易失去”。第一，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更加困难。政府规制的演变非常慢，而技术变化太快。第二，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更加困难。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个人可以成为公众媒体，公众常常比政府获得信息更快更多，各种利益群体协调行动更方便更容易。第三，政府对公共安全的保障更加困难。社会如此依赖网络和信息，我们的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如何保障?
以上的这些都会成为今后面临的挑战！
图为薛澜教授演讲现场。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在享受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各种受益和惊喜的同时，有意识地去考虑可能的负面影响，使得我们能够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更好兴利除弊。
以下是几个大的可供参考的思路：
首先，要加强社会预见的研究，把社会影响的思考渗入技术选择。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很多技术，可以说很多不同技术有很多不同的路径选择，如何从无意识的路径依赖到有意识的路径选择，需要我们有更多的社会预见研究。同时，如何更早的广泛吸收社会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技术选择中，不仅是依靠技术专家决定，而是让全社会公众参与，把他们价值选择体现出来。
其次，要引入同步设计的原理，从创新源头注入社会影响。我们在之前的工业系统设计原理是先创新后治理，导致了诸多问题，例如电子垃圾等。如何使得治理的观念和创新同步，如将循环经济理念渗入到工业设计中。
再次，要提倡适应性治理，实现创新推进与创新治理的有机平衡。一方面，在推动科技创新同时，能够关注其潜在的风险，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合理的规制减少创新可能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规制科技创新的同时，减少其潜在的掣肘，使得创新能够蓬勃的发展？
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大家的更多思考！
图为薛澜教授演讲现场。
（发言实录整理CIDEG赵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