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Comprehensive,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年12期
【摘要】本文将通过梳理中国过去六十多年经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将中国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经验总结为:第一,保持了较高的广义积累率,使得发展可持续有后劲;第二,充分尊重企业发展主体同时,政府要作为推动发展和调控发展的主体,实现发展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统一;第三,实现不平衡性与平衡性的辨证统一,推动经济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第四,实现自主性开放,从而成为全球化的赢家;第五,通过两个发挥两个积极性,实现人民的主体性。
【关键词】
经济发展中国国情协调可持续中国模式
Abstract:Through reviewing 60 years experience of China histor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article draw some conclusions for China
’
s comprehensive,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Firstly, maintain high generalized accumulation rate to keep momentu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econdly,enterprises shall be fully respected in development while government should promote and coordinate development to realize the autonomy of development. Thirdly, critically combine both imbalance and balance to facilitate the spiral upward of economic growth.Fourthly, implement automatic opening-up and become the winner of globalization.Fifthly,bring into full play of two enthusiasm to realize people's subjectivity.
Key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contemporary studies, coordinat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model
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快速度的经济增长奇迹。中国经济保持30多年强劲、快速增长,1979—2014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7%,2014年GDP相当于1978年的28.25倍。
[1]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高度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所有实现高增长的案例中,中国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这种速度和规模的增长史无前例。”
[2]
同时,
中国也
在
社会公平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中国是世界上减
贫成就
最大的国家,
根据
世界银行
数据
,按照1.90
美元(2011年PPP)
绝对
贫困线
计算,1981
年贫困发生
率为88.3%,
到2010年
贫困率只有11.2%,
贫困人口
数减少7.4
亿
,
占
全球贫困人口减少数的85%。
如何
理解
过去
几十年中国的持续的
经济
发展?
它的
基本历史经验是什么?有何启示意义?
发展经济体就如同人体,是一个类生命的复杂系统。任何单一的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发展模型都很难解释中国的发展。
胡鞍钢教授和我的新著《中国国情与发展》一书尝试在一个动态国情的复杂系统中来理解中国的发展。
[3]
我们尝试提出发展诊断学来认识中国的国情与发展,不同于临床经济学、诊断经济学,我们更多地借鉴了中医的思想,认为发展经济体是一个整体系统,阴阳动态平衡是保持发展经济体健康的前提,子系统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相成、相害的关系。发展经济体与外部的大系统息息相关,必须因时因地而作息动止。“下工治已病,上工治未病”,发展经济体持续健康需养治结合。
发展经济体就如同一个成长的生命体,它包括五大系统: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社会系统与广义的制度系统(包括经济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规范)
的复杂系统,系统之间及内外环境的动态平衡是发展经济体保持健康的前提。《中国
国情与发展》
一书将
中国的发展
经济
体分为
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社会系统、
中国与世界五大系统
,
全书
共分5篇,18章,148个表,47个图
定量化描述
了中国
国情的动态变迁,以及中国发展的
动态演进。
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引领发展经济的良性发展与健康发展,是我国数十年发展经验的总结。创新发展是解决经济系统持续发展动力来源的问题,经济发展的要素投入有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与创新要素,创新发展就标志着创新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协调发展是解决不同系统之间,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问题,既要防止短板效应,又需要相互协调配合;绿色发展是解决发展与自然系统关系的问题,推动自然系统与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的恶性循环(黑色发展)向良性循环(绿色发展)转变;共享发展是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系统问题,良好的发展需要由全社会共同参与,发展成果为全社会共同分享。开放发展是解决于外部系统关系的问题,只有开放的系统才有活力,一个封闭的系统是要走向衰落的。
总结我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保持发展经济体
持续健康发展
需要
坚持
如下几条基本经验:
1始终保持高水平的广义积累率,使得发展有
后劲,
具有持续性。
如同陈云同志指出的那样,“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
[4]
经济
长期协调和持续发展与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密切相关
,
可以
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积累率
[5]
的概念进行扩充,提出广义积累率概念。
广义积累率是指在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自然财富,人力资源与
知识资本
财富增加率扣除掉各类发展成本比率后
的广义财富的积累比率
。中国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是由于名义储蓄率高,而是由于广义积累率高,特别是对公共财富的积累长期保持
较高水平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名义储蓄率就很高,再加上我们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研发生态环境改善,同时各类发展成本又有所下降,使得我们的广义积累率迅速提高,这是我们能够未来继续保持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中国是世界上名义储蓄率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1978年中国名义储蓄率达到37.3%,在1994
年达到42.8%的高点,其后略有下降,2000年之后重新快速上升,2009
年达到51.9%,2014年为48.7%,1982-2014
年
我国的名义储蓄率
平均
为41.9%
。这
一储蓄率在全球
同时期
可比的
二百多个
国家中
是最高的
,
世界
平均水平为23.8%,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30.7%。
[6]
中国长期
保持高的广义
积累
率,
中国的
高储蓄被引入到国家财富的
积累
,
除了
用以投入扩大再生产
与产业转型
升级,同时也大量的投入了
基础
设施建设、
人力资本开发
、
研发、与生态环境的公共
财富积累
。这种公共财富的积累,为私人财富的创造提供
了条件
。
“要致富先修路”,我国从“六五”计划就开始提出电路先行,集中资源优先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起飞,
中国已经
是
世界上
高速
铁路与高速公路里程最多的国家
,
同时也是世界上现代基础设施存量规模最大的国家。
同时
,我国
保持
了较高的
社会
资本投资水平,
我国
高度重视对于
科技
、教育与健康的投资,
改革
开放初期,我国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7]
,“
十三五”
规划
又
提出了
创新是
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
,“九五”计划中国开始提出教育优先发展,以及最近又提出的健康优先发展,这都是同提高广义积累率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教育总经费、
卫生
总
费用
以及
研发投入
之
和
在
改革开放之初就
占GDP的7.3%,到2002年
超过了10%,到2015
年
已经达到13.2%。
在人均收入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教育与
健康
成为追赶发达国家的先导因素,到2015年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3年,美国为12.9年。2015
年
中国的人口预期寿命达到了76.3岁,
已经接近美国。
在进入
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中国
的
创新能力爆发式
增长
,迅速成为全球创新的领导者
之一
。
通过资本要素对于自然要素的替代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
加大对生态资产的投资,提高了自然财富的积累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
对
环境保护、营
林
、水利建设投资总和占GDP比重
为1%左右,进入新世纪以来,
这一
比重大幅度提高
,
到2010年
已经达到了3.9%
。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能够实现创新要素对于自然要素的替代,提前实现经济增长与土地、能源、资源、碳排放等自然要素提前脱钩。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发展的自然损失趋于下降
,1981年
占GDP的比重为27.5%,到2002
年
已经下降到2.2%
,
在2003年以来的
一轮
资源
密集的高增长中,
又
开始上升,到2008年
达到了14.4%,
在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这一比重又下降,2014年
为4%。
[6]
这一基本历史经验也为当前的供给侧结构
性
改革提供重要的借鉴,将优势的产能与充裕的投资资金用以进一步提高广义积累率,
既能提升供给质量,又能创造有效
投资
需求
。特别是公共财富积累具有很大的空间,比如加强国防安全,防洪抗洪能力的提高,生态投资等等。既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短期大量的就业稳定经济提供条件。
2充分尊重企业
发展主体地位
,同时
政府要作为
推动
发展、调控发展的主体,实现
发展自发性
与自觉性的
统一
。
中国发展将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的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既要顺其自然,通过自由选择、自由竞争,达到自发的均衡,又需要因势利导,因时而动,加以自觉的有意识的引导与调节。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是扮演凯恩斯式政府的
角色
,它主要的政策不仅仅是为了熨平经济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而是着眼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发展推动
与发展
调控政策。政府是推动和调控发展的主体,为发展提供平台,引导发展方向,管控发展模式,划定发展底线。
首先,在中央层面,政府通过制定
正确的
战略规划
引领和调控发展
。
市场机制在微观层面与私人产品领域对于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战略规划主要在在宏观层面与公共事务治理领域引导资源配置。
[8]
今天的五年规划与改革开放前的五年计划已大不相同,逐步由以经济建设
为重点转向
公共
事务治理为重点,“六五”计划经济类指标比重达到了60%,到“十二五”时期下降到了12.5%,“十三五”
为16%,
大部分指标已经是教育科技、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公共事务治理类指标。
战略规划使得中国决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看得更全面。制定中长期计划,还必须着眼于长远,着眼全局。战略规划能够
引领发展,使得中国能够
通过集体智慧、集体奋斗,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去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
宏伟蓝图。战略规划
使得
中国
能够
推动
发展,
通过加强对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产业引导等措施促进经济更快增长,这恰恰消除了市场条件下的增长瓶颈。战略规划
使得
中国
能够
调控
发展,
通过划定发展的底线来调控发展模式,具有空间管控功能。,“十三五”规划对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进行
了科学布局
,“十三五”规划还划定能源消费的“天花板”,这些约束都有助
于我们
守住发展
的
生态环境的底线。
其次,在地方层面,政府通过平台型政府功能,参与了整个社会生产价值创造的过程,为发展提供平台,成为
整个社会
价值
创造的重要一环
。
多年来地方政府“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不就是提供发展平台的功能。正是基于地方政府搭建的平台,企业实现了价值创造和自我增值,
包括
:其一,基础设施平台,没有水、电、路、通信设施等基础设施平台,企业就无从进行生产和交易活动。基础设施平台越是完善,越是现代化,就越能节约企业的生产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企业价值增值。其二
,
产业链与供应链平台,平台型企业的一大功能就是提供生产和供应链条的价值维护。地方政府开展的产业园区建设、配套产业建设、商贸洽谈会、人才供需见面会等提供的就是产业链的价值维护平台。正是通过这一媒介产业链条上的不同企业进行对话和对接,实现了价值创造与增值。其三
,稳定预期平台。地方政府
对于
区域经济的谋划,降低了企业决策
面临
外部条件的不确定性
,
提供了企业参与地方经济的稳定预期平台。
[9]
中国有333个地级行政区,有2852个县,加上4万个乡镇中的相当部分,构成了中国庞大的政府系统的“平台型企业”,它们是中国经济活动的“操盘手”,它们相互竞争,相互学习,又有所联合,通过土地开发、产业规划、园区建设、招商引资、项目推动等方式来不断拓展业务,为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了中国经济起飞。
这一
基本历史经验表明
:首先
,在处理
市场
与政府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上,需要区分不同的领域
。对于经济
建设,市场要发挥
对于
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对于社会建设
与生态
文明
建设
等
具有长周期、外部性
强,
政府需要发挥资源配置的
重要
作用
,同时引领
市场资源参与建设。
其次
,
在
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型的过程中,仍要将
地方
政府看成社会财富创造的重要一环,
而不是
转向监管型与服务型政府,保护地方发展与创新的积极性,充分授权,鼓励试错,提供更多的正向激励机制
,
容错纠错机制。
3实现不平衡性与平衡性的辨证统一,推动
经济发展
的
螺旋式上升。
毛泽东
同志指出:“
社会
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
也
没有,
这
是不可能设想的。
任何事物
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
的
发展
。”
[10]
发展是平衡性与不平衡性的对立统一,是从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一方面发展需要强调平衡,
建设时期,
陈云同志就提出四大平衡的思想,强调财政收支、银行
信贷、
社会购买力与物资
供应
、外汇收支之间要平衡
,
[11]
这四大平衡对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但需要微观活动主体的发展均衡,同样需要有意识的自觉引导的平衡。
另一
方面,
发
展同样也不可能搞四面出击,而是需要先重点突破,由点到线再到面。
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从不平衡性入手的。
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
地区、一部分
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
帮助其他地区、其他
的
人
,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
[12]
就是从不平衡性重点突破,再逐步实现平衡性的完整战略构想。
从时间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平衡的波浪性前进。
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往往是快速增长几年之后,需要慢下步伐,进行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动能转换等,又进入新的一个较快增长周期。这种周期
性不但
是
自发的经济周期,也是自觉调控形成的周期,我国
周期
在历史上
出现
过多次,“大
跃进”
之后的三年调整时期,
改革
开放之初的调整,以及
八九十
年代之
交,亚洲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都对
经济
发展进行了
主动
的
结构调整与治理整顿,并
随后又迎来了新一波的黄金增长期
。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阵痛期,就是由于旧平衡、旧常态(超高速增长、增长质量较差)向新平衡、新常态(中高速增长、增长质量较好)转变而产生的。
经济增长率从2008
年后
开始
进入
下行周期,
到现在已经八年,已经和前几轮的下行周期相当,同时也处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时期,这将
为“十三五”下
半期进入一个
新
的
质量
更高的快速增长阶段
奠定
基础。
从
空间上
看
,
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平衡的波浪性前进。
计划经济
时期,我们虽然
采取
了均衡发展战略,但是我
国
的地区发展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省级
真实人均GDP
相对
差异系数从1952
年的58.5%上升到92.8%
,改革
开放以后,我国采取了
地区差异
发展战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地区差距先缩小后扩大,
省级真实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1990年
的55%,随后持续上升,到2004年达到
峰值
,
随后
我国的省级地区人均GDP差距开始逐步缩小,目前已经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2014年省级真实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为43.5%
。
[13]
这一方面是市场机制条件下的人口自由流动,资金、技术、产业梯度转移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又是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协调政策推动的结果。
这
一基本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发展过程中既
要突出重点,又要兼顾一般,
既要有
先行军
,又
要
有整体推进
。
就如同毛泽东同志很形象地指出的那样,不能像铁拐李走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比较偏颇。建设时期,我们就出现了,工业腿长,农业腿短;重工业腿长、轻工业腿短的问题。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也出现了经济建设腿长,社会建设、文化建设腿短的问题,影响了发展的协调性。
同时
也
要求既要发挥长板效应也要克服短板效应。
长板是发展优势与发展强项的集中体现,短板则制约着长期发展与整体发展,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短板,需要及时加以补足。新的时期,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弥补发展的短板,及时将长板优势转化为补齐短板的动力,增强发展的后劲。
4推进自主性开放,
从而
成为全球化的赢家。
从
全球
范围来看,
全球化是双刃剑,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能够成为全球化的赢家,而
许多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陷入了落后
与
受剥削的境遇,其中原因
就
如同
桑托斯指出的
那样
在
全球化过程中,当某些
国家
能够
自主
实现增长,而另外一些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只能
作为
那些国家
增长
的反映来实现增长时,就会形成单方面的依附关系。
[14]
因此
,在一个
不均衡
的全球化过程中,光
强调
开放是不够的,
开放有两种:一种是自主开放,另一种是非自主开放。只有自主开放才能带来繁荣,万邦精华皆为我所用;非自主开放会使得国家沦为跟班、附庸、殖民地,甚至解体,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迅速融入了全球化
,
从全球化的边缘化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与领导者,
通过
对外
贸易
,引进
外资
,
学习
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理念,带动了中国的高速的发展,
可以
说中国是全球化的大赢家。原因就在于中国推行的是自主性开放,所以说能够
在
利用全球化
促进
自身发展的
同时
,
又
避免
形成对其他
国家的单向依附关系,实现了自主增长与产业的持续转型升级。
恰恰是中国具有中国化全球的能力,所以中国才成为全球化的大赢家,而不像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化的侵掠对象。
自主
性
开放
就是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辨证统一。
开放是为了自主,而越自主就越能开放,二者不可偏废。
如同习近平指出
的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自己来处理。
[15]
中国近代以来的国门是被西方野蛮人的坚船利炮轰开的,独立自主一直是有自尊的中国人的梦想。在新中国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条件下,毛泽东仍然不容许苏联人继续染指长春铁路与旅顺港,
坚持中国要形成独立完整工业体系,而不是给苏联做配套。这也是为何在异常孤立的情况下,
毛泽东不急于和美国人改善关系,而是要在具有强大国防能力之后,才做出重大决策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
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起点。
中国对外
开放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和平
的国际环境,
以及
在国家安全、
国家
统一
、海外
战略利益上的自主性,不需要
依附
于其他超级大国
。
而
这
一条恰恰是
以强大的国防实力
为前提的
,特别
是在建设时期,
中国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
成功,使得中国
能够
有效抵制各种安全威胁和核
讹诈
,为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七十年和平时间的战略机遇期创造了根本性条件。
[16]
中国
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
工业
生产国,2009年中国
的
制造业
总产值是美国的1.6倍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
,在
国际标准产业大类中,2010年中国
已经有17个
大类成为世界第一,
在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的616种
工业产品中,
中国有172中
产量居世界第一
。
[17]2013年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占全球制造业贸易额的比重增加至17%,是当今世界最大出口国。
[18]
正是
具有这种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得中国
有能力
在开放条件下
,消化、吸收外来的资金和技术,
实现自主
性
增长与工业的转型升级,而不是成为全球分工体系中
依附
性与被剥夺的环节。
在
创新上同样需要自主与开放的统一。
在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利用创新的后发优势,通过技术
引进,实现了迅速赶超,
没有自主能力的开放是低水平的,甚至是危险的,大飞机的上马、下马、再上马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在这个
过程
中中国同样
注重
引进吸收再创新,
同时
,
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与巨大规模的市场,使得它能够扮演创新集成者的角色。通过推进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中国引领型创新优势正逐步形成,从全球创新版图中无足轻重的角色,迅速成长为全球创新领导者之一。发明专利申请数从仅占全球的3.8%,提高
到38%,居世界
第一,
为美国的1.7倍;国际期刊论文数不足全球的3%,
提高到15%,仅次于美国。中国已经在多个重要领域和方向上跻身世界前列,处于领跑的位置。
在
新时期,中国
在
成长为全球
性
大国的过程中,
从
全球化的积极接受方到全球化的主动领导者,
从
对外开放走向向外开放,从接受外部的能量到
向
外部输出能量
,从利用
全球资源到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这
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与更加不确定性条件下实现自主与开放的统一。
“十三五”规划是中国首个站在世界地图前谋划的五年规划,提出了中国向外开放的完整构想,是中国开始具有全球战略的一个标志性规划。包括:积极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动能;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积极参与2030可持续发展历程,在全球气候减排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并发挥领导力等。中
国走向全球的姿势会和以前全球性大国很不相同,既不会去建立殖民地,也不会去输出霸权。它会是一种很中国的方式,例如义利兼顾、义在利先,取信于人,共商共建
,美美与共,这也是中国文化所决定的,如水之善利万物而就下。这是一条新路,在群狼环伺的全球竞争中,是否能够走得通,仍需经受历史检验。中国走向全球的过程,实际上是走向不确定世界,无论是个人、企业、国家,都会发现,他面对的不再是原先那个熟悉的、可控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风险与不确定的世界,如何不在不被汹涌的波涛所吞噬,而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壮大自己,这是开放发展,最为真实的挑战,这又是中国从巨大走向伟大,实现新的能量级跃迁必须跨越的门槛。
5发展根本上要发挥人民主体性,这就需要在辩证关系中把握两个积极性。
发展根本上是要调动人民的主体性,但是如何发挥人民的主体性是一个难题。
人民主体性是处于辩证关系之中,辩证关系的双方既互为主体又互为客体,双方既能发挥各自积极性,又能有效地协作,从而真正实现人民的主体性。
毛泽东同志讲过,“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19]
不但
中央地方关系如此,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发展比较好的时期,都是两个积极性发挥比较好的
时期
。
在城乡关系
上
积极性上,
也是通过发挥
城镇
与乡村两
支就业队伍
的积极性实现了快速
协调
发展。
建设时期,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广大农民一直找不到有效参与工业化的途径,大跃进实际上是一个不成功的尝试,城乡
人口
、
劳动力隔绝的
二元
结构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在乡村40%
以上
的农业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
[20]70年代
初,我国的社队企业开始发展,到
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异军
突起,
到1995年
占乡村就业达到26.2%,占GDP比重达到了24.0%,出口
交货值占出口额
的
比重达到了43.3%
,
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
、
全球化的途径
。到九十年代
,
开始
鼓励农民进城打工,促进了农业
劳动力的
大规模
转移,到2012年
我国的农民工人数为2.6亿,
农民
逐步融入了工业化、
城镇化
、
全球化
的进程中,释放出巨大的活力。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我们需要中央
与地方
两个积极性。
建国初期
,我们
实行高度
的中央集权,
随后
多次下放权力,但是没
能打破“
一统
就死
,
一死
就
放
,
一放
就
乱,一乱就收”
的
恶性循环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逐步
形成了中央地方激励相容的制度框架,
政治集权与行政放权相结合,维持宏观协调一致的同时,保证了地方政策的多元性和灵活性。中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大国,中央政府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权威,分税制
改革以来,
国家
财政汲取
能力
持续提高
,年
国家
公共
财政
收入
占GDP的
比重从1995年
的10.1%,提高到2014
年
的22.1%,
中央
政府具有
较强
的
转移支付能力转移
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41.2%。
同时中国,又是高度行政分权的国家,2014
年地方财政支出比重达到了85.1%。中国的治理权是高度下放的,中央政府通过目标、标准和政策进行宏观引导,将具体任务“层层发包”给下一级政府,由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执行。这使得国家在保持其强大国家能力的同时,又保持多元的灵活性,也就是
顾炎武所说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
[21]
在企业内部,也
需要两个积极性,
既
需要企业家精神,又需要劳动者精神(
主人翁
精神)
。
建设时期
,我国
通过保障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来实现工人的主体性。这种体制在激发人向上精神与
个体责任的
同时,但是
没有能充分发挥个体的创造性,特别是无法激发“
企业家”
精神
。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经济的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对于企业
家
精神的
有效
激发,
正是
通过企业家精神的“
毁灭性
创造”
,
推动了产品创新与商业模式的创新,有效的组织
和
激励了生产活动
。
[22]
在
这个过程中,
又
形成了
资本与雇佣的劳动关系中,工人没有主体性而言,工人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客体,工人只是实现企业家精神的工具性的延长。随着
经济
型态
日益
向
创新
经济
转型,
企业
员工的
主动性
、创造性的发挥就
日益
突出,通过推进企业的经济民主,
开辟多轨职业
上升通道,加强员工与企业的利益与情感纽带,
进
一步激发
工匠
精神、劳动者精神、主人翁精神。
对于个体激励
机制而言,同样也需要发挥公和私
的两个
积极性
。
我们要强调公私兼顾,不能
有公无私
,
也不能有私
无公
,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统一。
[23]
建设
时期,我们通过
经济
、政治共同
体
的建设,通过对于人的精神改造,
充分
激发了个体的觉悟意识,激发了其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
、
国家利益相联接,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积极性,
同时对于
个体利益
的
积极性尊重
不够。
改革
开放
以来,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个体
积极
性
在
自由竞争中被充分释放出来,
成为
社会创造财富的
动力
源
,
与此同时,集体意识、国家意识普遍弱化,
人民个体
化、原子化,
追求
个体利益最大化成为普遍
的价值观
,
成为国家
治理的突出难题。
未来
的
治理需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提升
人民的觉悟,激发其
为
集体、为国家的积极性
,
中国
梦
之
所以不同于美国
梦
,在于它不仅是个体人生出彩之梦
,
也是个人贡献
社会,追求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共同理想之
梦。
如何
进一步激发
人民
的
主人翁
精神
?这
就需要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共享
发展”
理念
。
共享发展是人民主体性的生动体现。
共享发展就是给每个成员赋能,十几亿人民尽舜尧,那会汇聚成什么样的能量洪流?只有充分共享,才能调动共建的积极性,人的最大积极性其实就是当家作主,就是每个人都自主的劳动,而不是雇佣制下的强迫劳动
。这其实也是组织管理的最高境界,德鲁克的目标管理,不是靠自上而下的指令,而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CEO,每个个体的目标和组织目标高度匹配。国家目标治理也是如此,
只有当人民把国家任务看成自己目标的时候,国家才最有力量,也进步最快,这是共享发展的深意所在。
人民的主体性不是一种空话。它是不同
主体之间
所处的辩证关系中形成复杂的激励相容机制。人既作为目的,又作为手段;既
从人民中来,又到人民中去
;
既依靠人民,又服务于人民
;既调动个人动力,同时又推动集体协作;既有分的、
私
的积极性,又有统的、
公的
积极性;既有物质利益的积极性,又有情感文化、理想信念的积极性。
6结束语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
将西方
的经验与理论置于自身
历史
实践之上,作为行动的指南,
只会
陷入不但邯郸学步不成,又复
失其
故能的
尴尬
境地。
中国
数十年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它形成的宝贵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
牢牢铭记
,并深刻理解其内在的动因
,
只有
充满道路自觉、道路自信,
制度自觉、制度自信,理论
自觉、理论
自信
,才能
既不失自家
法宝,又能
借重它山之石
,
使得
我们
的发展
繁荣之路走的更
为
坚定,更为宽
广,
更为
长久
。
致谢
本文初稿是作者2016年8月30日参加有关部门“中国
发展模式与经验研讨会”
的发言,作者做了修改,10月15
日修改完成,作者感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胡鞍钢教授对此文修改提出的意见。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
2015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第
25
页。
2
迈克尔·斯彭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与新挑战》,载《中国经济
50
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
43
页,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年。
3
胡鞍钢、鄢一龙:《中国国情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4
陈云:《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陈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309
页
5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积累率是指积累基金在国民收入使用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国民收入使用总额是国民收入总额中扣除援外支出和进出口贸易差额的那部分资金。
7.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6
页。
8.
鄢一龙:《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9.
鄢一龙等:《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第
201-207
页。
10.
毛泽东:《读苏联
<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
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2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1.
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52
—
53
页。
12.
邓小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4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3.
胡鞍钢、鄢一龙:《中国国情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453
页。
14.
迈克尔
P.
托达罗、斯蒂芬
C.
史密斯:《发展经济学(第
9
版)》,中文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第
77
页。
15.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3
年
12
月
26
日),新华网,北京
12
月
26
日电。
16.
邓小平:《我们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
1987
年
7
月
4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25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
17.
胡鞍钢、鄢一龙:《中国国情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332
、
333
页。
19.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3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
20.
胡鞍钢、鄢一龙:《中国国情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422
页。
21.
顾炎武:《郡县论》
22.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149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23.
毛泽东:《读苏联
<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
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35-13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Yan Yilong, CCP members, from Yongtai in Fujian Province, with Management Doctoral Degree, now serves a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Master supervisor, research fellow of Citic Institute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visiting professor of Beijing Youth League School.
His research area focuses on Five-Year plan,China contemporary studies and China institution model.He was also involved in the major research projects of National 11
th,12
th and 13
th Five-Year Program.
He published 8 books include: “China Contemporary Studies and Development”(co-authored book,2016), “China New Concept:Five Development”(co-authored book,2016), “Great Wisdom Make a Country Flourish:How China Fomulate Five Year Programs”(co-authored book,2015),“The Great Strategy of 13
th Five-Year Program”(co-authored book,2015),“Great Road Forward:China Communist Party and China Socialism”(co-authored book,2015),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Visible hand of Five-Year Programs”(monograph,2013), “2030 China:Step forward into Common Rich Society”(co-authored book,2011), “China Going Forward 2015”(coauthored-book, 2009). His many published books were selected into Guangming Bestseller List. He also published 30 English or Chinese papers in journals like
Management World. He published over 10 comment articles in
Renmin Daily and other mainstream media.
Email:
yanyilong@tsinghua.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