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立足于制度层面的创新，而制度层面的创新需要文化层面的创新来支撑。在我们推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应该同时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来为制度创新提供保障。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传统文化，创新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要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和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思想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所在，是实现国家治理创新的基石。同时，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依然艰巨，而最困难的一环可能就在思想文化领域。
本文采用类似于经典社会学所说的一种通过“想象力”来认识所谓的“客观真实”的路径，这也接近于国际关系学中的建构主义方法，而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政治学中的意识形态分析，特别是思想文化对政治实践的作用。换言之，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用”，而非“学”。
思想文化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从来也不否定思想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写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在此充分肯定了思想文化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是力图用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也就是唯物史观来对抗唯心主义，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意识形态层面铺平道路。列宁的《怎么办？》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继承了马恩的思想，强调了思想文化斗争在革命实践中的作用，并直接地指导了苏共和中共后来的发展。
西方学者也同样重视思想文化的作用。凯恩斯曾经写道：“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与错，都比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要强大得多。我确信，世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些深信自己不受任何知识分子影响的实干家们，往往只不过是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维特根斯坦则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更进一步指出，人类只不过是活在语言游戏的底端。
在中文语境中，对于思想文化最为重视的是一批怀有强烈民族文化自觉性，深感必须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免遭西方文化彻底消灭的学者。陈寅恪先生曾明确地提出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方法，并进行了预测：“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陈先生的预测无疑是准确的。通过学习北美东欧，我们大幅地提升了综合国力，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自信地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在一个好的大环境下自信地谋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撑。
五四运动之后，不少优秀的学者都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的文化建设进行不断的努力，“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余英时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认为“传统”和“现代”既不是完全对立的，也不是可以完全割裂的。五四以降的不少仁人志士力图通过全面放弃传统文化来实现现代化是不现实的。一个文化的核心是它的语言，是这个语言记录的历史和宣扬的哲学与宗教。除非我们彻底放弃中文，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学习西方语言，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彻底说再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不是没有人提出过这样极端的观点，但即便我们把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放在一边，仅仅从经济角度出发，这都根本无法实现。
又如许倬云先生近来所讨论，现代西方文明可谓是有成也有坏，中国在落后挨打之日对其顶礼膜拜，全面学习（learn）不是不能理解；今日之中国国力日渐强大，更多的采取一种认真研究(study or research)和批评借鉴态度应该也是大势所趋。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之所以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有理论支撑的。社会主义不是认为自由主义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博爱，法治”不好，而是认为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下，这些价值无法真正实现。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人类可以发展到一个更高的社会阶段，而非福山所说的历史已经终结。
如关于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可以被接受的话，下文将重点地讨论一下思想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
思想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思想界和政策界都影响巨大。在中文的语境中，仿佛中国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出在了制度上，而改革的着眼点也是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的制度。“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中国追求的目标，而且是期待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现实中的困境核心在于，无法让这些价值在制度上有所体现，在公民的思和行上真正实现，而这可能就是因为在思想文化建设上存在短板。
诺斯把制度分成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成文和不成文的制度。正式制度一般是成文的，非正式制度一般是不成文的。成文的制度未必可以得到执行，不成文的制度未必影响力就不大。但笔者在这里所要讨论的并不是现行制度上的得失和人事上的是非，而是想强调无论是“成文”的制度还是“不成文”的规则都是语言-思想-文化的外化，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类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些和国家现代治理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可以真正的化为现实，无论是通过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制度。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设想是非常必要的。但在现阶段还没有实现，那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大体来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一些价值是外来的观念，进入中文语境的时间较短，其内涵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是需要时间的，融入到中国自有的价值系统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二，这些具有文明特征的观念是需要学术界不断讨论的，单纯由政府提倡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学界和政府相配合，不停地讨论其内涵，并和时代的发展相呼应。第三，对于这些观念的阐释必须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映照，唯有如此才能被中国人所接受。下面笔者将用“自由”这个概念来举例说明。
“自由”这个概念在西方的语境中是个人的一种权利，或者说就是一种“人权”，是个人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是个人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属性。但是这样的解释在中文语境中很难打动人心，甚至很难被人理解。但是当严复将“自然权利”或造物主赋予的权利翻译为“天赋人权”的时候，中国人就容易明白了。
应该说，自“轴心时代”以来，中西文明都历经几千年而不灭，其中都含有人类一些普世的知识和价值。而且两个文明也都有接纳融合外来文明的先例。如果一个文明有开放的精神和努力学习的态度，不故步自封、妄自尊大，什么差异之说、高低之论、古今之辨，都是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被逐渐融合化解掉的。
结论：永远在路上
如果以上的讨论可以被接受的话，结论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思想文化层面的支撑。第二，思想文化层面的支撑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对于西方文明的吸收和借鉴之相辅相成。第三，从短期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一方面需要国家加大投入，一方面需要广大党员干部躬身垂范。第四，从长期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学界更加努力，一方面严谨地翻译外来的概念和理论，一方面努力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凭借的资源，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
（原文刊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第一辑）2017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