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2018-02-09

　　【编者按】2月4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重要主旨讲话精神”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当天下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在“分议题：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专题研讨会上发言，以下为鄢一龙副教授发言全文。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功能，需要放在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框架中去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型政党，不但是国家的领航者，也是社会的组织者与粘合剂，创新了一种结合了统一与多元，效率与开放，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新型国家治理模式。

图为鄢一龙副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言。季春红/摄

　　中国的体制既不是多中心(polycentric)，也不是单中心（monocentric），而是“1+N”中心治理模式。其中的1就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中N就是指不同部门、地方政府、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国家治理。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竞争性选拔。“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善治之本就是要把最有德性，最能干的人选上来治理国家。中国政治体系是开放与充满活力的。进入公共部门工作需要经过公开考试竞争选拔，而体系的内的晋升主要依靠实际工作业绩，层层历练，层层竞争，层层遴选。这一方面，保证了选拔的干部有丰富的经验和经过实践检验的胜任力，另一方面保证了公共职位的开放性。

　　2、事前充分协商吸纳事后制衡。协商民主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常态，也就是习近平同志说的“我们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就是要通过商量出办法、出共识、出感情、出团结”。中国的重大政策制定，需要反复征求各方的意见，反复讨论，集体决策之后才能出台,通过“事前充分协商吸纳事后制衡”。例如，国家五年规划提交全国人大表决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人大通过专题调研、建言献策、提前介入审查等广泛参与规划编制，同时在不同编制阶段反复征求全国人大方面的意见，并认真吸收有关意见修改文件。因此，人大表决的高通过率反映的是高度的政策共识。这种机制，既保证了决策的民主化，同时也保证了决策的效率。

　　3.逆向公众参与。中国政府在不同的政策层面和政策领域都表现出对于公众诉求的很高的回应性。从多元主义视角来看，中国确实表现出较低的公众正向参与，但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主动地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在决策过程中既要走出去，又要请进来，通过调查研究，决策者调查会，建言献策，以及非正式渠道的公众表达来广泛收集民意，集中群众智慧。王绍光将其称为公众的逆向参与。与主动参与相比，逆向参与强调公众的意见代表性，而不是利益代表性，强调分散观念的共识，而不是分散利益的妥协，有助于吸纳参与能力较弱群体的观点，从而获得更完整的代表性。

　　4.政治统一与行政放权相结合。中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大国，中央政府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权威，同时中国又是高度行政分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地方财政支出比重达到了79%，2011-2016年，进一步提高到85%。中国的治理权是高度下放的，中央政府通过目标、标准和政策进行宏观引导，将具体任务“层层发包”给下一级政府，由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执行。这使得国家在保持其强大国家能力的同时，又保持地方政策的灵活性，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

　　5.党的动员能力和社会自组织有机结合。中国在社会组织日益活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保留了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存在，自下而上的自组织与自上而下的动员治理相结合，使得中国社会表现出活力的同时，也避免了西方公民社会兴起带来的碎片化、分利化问题。

　　当然，这种治理模式也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例如如何让官员更多地对下负责，提升公众参与感，进一步保障决策民主的制度化，进一步激发地方的积极性等方面，仍然需要继续推进制度建设。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治理方式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善治模式，是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国家治理的不同层面，正是由于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又以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贯穿其间，从而造成一种放而不乱、活而有序的体制，使得中国能够将分散主体的自发行为和战略行动者的自觉行为有机结合起来，以造就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这种“1+N”中心治理模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也具有普遍意义。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国家治理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