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公管学院副院长朱旭峰教授和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院副主席Patrick K？llner担任特邀主编的SSCI期刊Pacific Affairs（《太平洋事务》）2018年3月特刊已于近日发布。本期特刊的主题为"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Japan"（理解智库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的发展）。

　　本期特刊共收录了来自8位学者的5篇高质量论文。其中3篇文章的3位作者单位为清华大学，分别是：由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院副主席Patrick K？llner、清华公管学院副院长朱旭峰教授、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院研究员Pascal Abb共同撰写的《理解智库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的发展：特刊导言》；由清华公管学院院长薛澜教授、副院长朱旭峰教授和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韩万渠副教授共同撰写的论文《拥抱科学决策：中国智库政策的兴起》；由曾在清华公管学院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的学者Jane Hayward撰写的论文《中国新型智库的兴起和国家的国际化》。

Patrick Kollner，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院

朱旭峰，清华大学

Pascal Abb，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院

　　摘要：近几十年来东亚出现了很多新的智库。本地区拥有对智库来说高度多样化并在某些案例中非常活跃的发展环境。尽管东亚的智库在创建时期所使用的模型上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但是本地区并无可以追溯到发展型国家运作的统一的智库发展模式。本期特刊探讨了东亚三个具体环境下——中国大陆，台湾、日本——智库发展的驱动力量和面对的挑战。尤其是，中国大陆智库发展的经验表明很有必要重新考量普遍认为的智库只有在民主国家以及只有当它们独立于政府时才能繁荣发展的观念。

　　特刊形成了两个宽泛的结论。首先，各论文均强调，对智库发展来说政治环境很重要。更具体来说，国家的智库部门受到各自所在的特定的政治环境的重大影响。第二，各论文都显示影响东亚智库部门的发展路径和特征的具体政治环境要素不仅各国之间不同，而且它们在不同的互动层次运作：（a）在智库部门发展的国际或是跨国环境层面；（b）在国内政府体系及他们对外部政策建议和其它智库服务的开放性层面；(c) 在有兴趣同智库接触的政治领袖的个体层面。

Jane Hayward，清华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摘要：中国政府致力于推进新型智库发展。然而由于这些智库缺乏与政府关系的独立性，并且在一个受政府控制的智识环境中运作，西方观察家通常对它们持怀疑态度。本篇论文响应了学界近来的呼吁，对智库及它们如何在其国家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发展做出分析。在中国的个案中，这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经历国际化的过程，按通常的理解就是对外交流及与国际制度的联系的增强以及上升的全球影响力。相比之下，我认为国际化是中国为与全球资本主义系统进行整合而重新组织国家体制以及社会结构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中国的政策制定群体正与一个符合全球资本利益的强大的跨国阶级合流。智库参与到了这个过程中，因此也参与塑造了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阶级动态。这是引起决策者关注和讨论–特别是围绕着非政府的、私人资助的 “公民” 智库的角色–的一个原因。借助对中国智库学者的访谈，以及对中国学界和政策性杂志中对智库发展的政策讨论的考察，我提出中国的智库领域已经成为围绕着中国的国际化和阶级权力对国家政策制定影响力问题进行政治竞争的重要场地。西方观察家往往将独立性视为评估中国智库的关键标准，因而忽略了这些讨论的重要意义。智库和政府体制之间的关系必须参照这个政治语境来理解。

 

薛澜，清华大学

朱旭峰，清华大学

韩万渠，河南师范大学

摘要：以往的文献传统上一直将中国智库的兴衰看作中共对意识形态领域放松或收紧控制的结果。然而，尽管普遍的印象是自2013年以来中国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制，智库却持续繁荣发展。本文解释了关键性的“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政策的原因和后果。我们认为中国智库的繁荣主要是由于官方越来越认可智库在应对根植于碎片化的决策体系中日益复杂的国内和国际问题的价值所驱动的。我们进一步提出，中国智库政策的兴起可以归结于各种内部和外部行动者之间一个长期互动的历史，这种互动相应地也为一个新的政策议程打开了“机会之窗”。截止2015年末，新政策促成了25个“高端智库试点”的获选以及中国智库管理体系的建立。

 

Pascal Abb，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院

Alan Hao Yang，台湾政治大学

　　摘要：尽管台湾地区的智库部门跟大陆不无相似, 兴起于列宁主义一党制治下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的时期，但在今天却以一个既从事研究也进行倡导的重大力量而著称，这使得它们跟大陆的智库泾渭分明。我们追问的是台湾地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进化，特别是它在渐进式政治自由化和至九十年代中期逐渐实现的充分民主化过程中的经历是如何塑造了智库的这种发展的。在此过程中，多党竞争、宗派主义以及活跃的公民社会和个体利益集团的兴起创造了一个使得智库服务被竞争的多方行动者争相需求的环境，为政策研究提供了广泛的资助机会。此外，强调专业知识的政治文化以及进行非官方的外交的需要也通常给予智库在系统内的优越地位，而它们在70年代起台湾地区因丧失国际外交承认而不得不进行的非正式外交活动中起到了关键机构的作用。

　　我们还进一步对台湾地区的智库领域进行了概述，描述了研究机构所的主要群组（或类型）并且简要描述了其中特别突出的案例。最终，我们提供了两个详尽的案例研究，表明这些研究所是如何实际运作的，以及对非官方外交的需要以及最近一次的政权交替是怎样塑造了他们的活动的。

 

Sebastian Maslow, 神户大学

　　摘要：近年来对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制度的研究通过追踪政策变迁的机制，考察了在政策观念的生产和传播中一个国家的制度性特征和智库的角色之间的相互性关系。 本论文将研究关注点扩展到东亚， 并考察了智库在日本的作用。由于强大的官僚机构发挥着专业政策知识主要储藏库的功能，日本的发展型国家很长时间以来都不鼓励独立智库的发展。然而， 日本九十年代的官僚机构和选举方面的改革打开了政策过程中新的切入点，鼓励在日本的半政府型的以及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之外的新型智库的成长。通过考察2012-2015年期间安倍政府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以及日本就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进行的讨论，本论文评估了日本后-发展型国家中外部政策建议的作用。 本研究展示了日本变动中的政治系统、它的知识制度的变化的性质以及智库籍以产生影响的结构性条件之间的关联。据此，本文为一个分布在政策观念的保守和进步的政治光谱上的、竞争日益加剧的智库领域提供了实证， 并且解码了智库渗透日本的政策制定过程的策略。然而，尽管智库的作用加强了，本文的发现也指出知识分子和学界人物个体在为日本的政策决策者提供建议方面的持久的影响力。

供稿：发展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