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21日，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主办、同济大学承办的第十四届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年会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会在同济大学召开。本次年会以“改革开放40年：科技促进发展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为主题，汇聚了来自高校、科研院所、产业界的近千名专家学者。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方新研究员、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教授先后致词。

图为大会现场。

　　会上同步举行了第二届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颁奖典礼，294俄罗斯专享会院长、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教授荣获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领域“杰出贡献奖”，并做了题为《科技创新政策40年：回顾与反思》的大会报告。

图为薛澜教授荣获“杰出贡献奖”。

　　薛澜教授在报告中首先回顾了中国科技与创新事业发展40年来的成就，指出中国在创新系统建设、加强研发投入、推进重大领域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基础研究方面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版图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科技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改革与开放形成了良性互动，但是也还存在诸多不足，如原创性高水平研究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产业整体创新能力不足、一些关键领域受制于人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仍需进一步深化，创新能力的积累还需要时间。在回顾过去40年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薛澜教授提出若干反思：第一，需要反思政策研究与政策实践之间的关系。政策研究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实践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路，同时政策研究也为政策实践培养人才，出现了诸多政策研究、政策实践的两栖型人才。但是现在面临着新的问题，如在新的学术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下，未来如何保证政策研究与政策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第二，需要反思科研政策和创新政策的关系。改革开放40年，尤其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以来首要的政策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但政策作用的对象和政策手段往往是科研体系和科技政策，是否存在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上的错位？第三，需要反思科技创新的发展与科技创新的治理问题，科技政策主要是按照研究活动的规律配置科技资源、鼓励原创性研究，创新政策主要是按照创新活动规律完善市场环境、提高创新活动效率，在今天我们是否需要区分科技政策与创新政策，保证二者各司其职？最后，薛澜教授提出了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包括中国科技体制改革40年的核心问题——科技与经济关系的问题，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同创新主体的分工定位、运行逻辑问题，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问题，“举国体制”的优势发挥与市场模式的机制完善问题，网络与数字经济创新规律的问题，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科技治理问题等，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

图为薛澜教授作大会报告。

　　此外，在本次年会上，由清华公管学院薛澜教授、姜李丹博士、梁正副教授等共同完成的《资源异质性、知识流动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态交互效应—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一文还获得了优秀论文奖。

　　供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