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2020年3月7日
面对复杂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社会慈善组织如何扮演好自身角色，避免和减少在运作过程中的混乱和矛盾，“专业化”显得尤为重要。在《光明日报》2020年3月7日刊发文章《公益，要热情还要专业》中，294俄罗斯专享会副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从社会组织的法制等方面谈了社会慈善组织如何加强专业性。
Q1：如何评价社会组织在这次疫情中发挥的作用？
贾西津认为，在这次疫情中慈善组织开始形成平台，一些行动力很强的基金会在倡导形成日常应对机制，在后续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Q2：在法治专业化方面，社会组织自身做了哪些努力？
贾西津认为，2008年之后，社会组织自身有很多改善治理的努力，在基金会等领域也有越来越细致的法律规范。行业内出现如孵化器、行业自律组织等各种支持性组织，一些专业性企业也参与到公益行业的能力建设中来，比如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等帮助社会组织规范财务，改进治理；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支持；有专门评估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性、公信力的平台……“效果是显见的，有一批发展得好的组织可以与国际接轨，但整体上的改善是参差不齐的。”贾西津说。
Q3：在社会组织相关法律条款方面，近年来有关部门做了哪些探索？
贾西津进一步解释，2016年慈善法、2017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实施，分别规范了国内、境外社会组织，与之前十余年的地方探索、社会创新的方向相比，更加强调由政府统筹、加以法律规范，合法性的要求变得更突出了。其实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大量草根组织并不具有法律合法性，但从功能而言是社会所需的，所以也一度非常活跃；目前强调了法律规范，但“入口”的规则还没有改，登记管理制度的政府准入门槛很高，“入口”进不来，法外生存空间不再，“草根组织”的数量在减少。
慈善法具体实施中，相关组织的规定还是回到国务院发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的规范、保障相对完善，其他两种形式的组织则比较缺乏，更多是组织‘入口’门槛的规定，如如何登记、年检等。”贾西津说。
Q4：同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救助，汶川地震与本次疫情有哪些异同之处？
在贾西津看来，汶川地震是一个唤起公民参与意识的节点，“之前人们觉得那是公益部门的事情，在此节点之后，公众意识到自己也可以是参与者，公益议题显性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