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华大学藤影荷声”公众号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围绕“病毒来源”和“疫情起源国”的各种“污名化”言论泛滥，出现了对特定人群实行“种族歧视”、禁止出口甚至扣留他国物资的现象。危机让人反思，为什么公共卫生危机没有促成世界各国充分的团结合作，反而诱发部分国家以邻为壑，采取各自为政的“碎片化”行动？为什么疫情的蔓延没能促进国际社会完善“更安全的全球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逆全球化”？疫情暴发后各国在应对措施和舆论上的反应，揭示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全球同理心赤字”（Global Empathy Deficit），即各国难以产生对他国国情、政策的共情与理解，从而无法基于理解调整自身政策和行为，形成共同抗疫的集体行动。本文将探讨此次全球抗疫中的集体行动与同理心之间的关系。

“集体行动”与“同理心”

　　集体行动贯穿人类社会的始终，只要存在单个个体无法实现的合作问题，就存在“集体行动困境”的现象。“集体行动困境”的成因是什么呢？哈丁（Hardin）认为，“集体行动困境”是由于公共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本质属性，导致治理面临“公地悲剧”的威胁。“囚徒困境模型”（Prisoners'' Dilemma）说明,由于行为主体双方或多方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个体采取对个人有利的决策，致使最终结果并非对各个主体均有利。奥尔森（Olson）提出“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认为个人的理性常常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带来搭便车(Free-Riding)式的机会主义。“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困难”都指向一个事实——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决策最后往往导致集体利益受损的非理性后果。然而，“集体行动困境”还有一个重要的，但当前讨论鲜有涉及的社会心理基础，那就是同理心的消减和缺乏。
　　“同理心”(empathy)也被称为“共情”，由人本主义创始人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首先提出。同理心是换位思考的能力，是指从一个人的“参照系”中了解另一个人经历的能力。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家艾伯塔·萨利塔（Alberta Szalita）在文章《关于共情的思考》中说：“共情是我们弥合经验与思想之间差距的重要机制之一。”同理心包括情感共鸣（affective sharing）、同理心关注（empathic concern）和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三种成分。“情感共鸣”是指对他人情绪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共鸣，“同理心关注”主要指关心他人情绪和状态的内在动机，而“观点采择”则类似于换位思考，指站在他人立场理解他人的感受和想法。
　　为避免“集体行动困境”，市场治理学派和政府规制学派分别提出了解决思路，但却面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弊端。为避免“利维坦”与“泛市场化”两种极端，奥斯特罗姆（Ostrom）的“多中心治理体制”提供了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新思路，其核心在于相信公民的自组织能力和自我治理能力，通过公民的自主组织、制度的自我供给，可以实现自我治理。多中心治理深受托克维尔的影响，涉及“能够强化社群自主治理的原则和机构、社会合作的艺术、赋予社会意义的共同知识与关系纽带等”，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这些也是同理心的重要方面。同理心与集体行动紧密相关，较强的同理心有利于促进集体行动。因为同理心有助于体会对方的需求和处境，引起共鸣和共情，通过自我效能的提升做出利他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取向，促进集体行动的形成；相反，缺乏同理心，会使得人们难以形成相似的认知倾向，无法克服固有的社会、文化属性造成的刻板印象和思维固化，导致认知上相互“污名化”、行动上“各自为政”的“集体行动困境”。

疫情中的“同理心”

　　本次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出现了各国之间、一国国内社会各阶层和群体之间不理解、甚至不愿理解对方的现象。这样的“同理心赤字”使得越来越多的社群之间失和、猜疑，甚至分裂。随着亚洲其他国家和欧美等世界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感染者，恐慌与仇外心理也渐渐抬头。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的部分政客多次借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美国《华尔街日报》登出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评论，德国《明镜周刊》的封面图将新冠病毒变相表现为“中国制造”。在韩国首尔，有商家在店铺贴上了“中国人出入禁止”的标语，在日本,“中国人不要来日本”的话题被刷上了流行趋势。缺乏理解和共情，动摇了集体行动的根基。随着疫情发展，不少国家的政党之间不仅互相指责，甚至还甩“锅”给第三国，将他国的防疫措施进行政治化处理，违背了遵照公共卫生本身的逻辑和方法进行防控的原则。日本政府执行新的入境措施，韩国方面认为日本采取的措施是出于政治目的，宣布取消日本公民短期访韩的免签政策，将国际公共卫生问题变成了一场双边外交争端。欧盟各国之间、欧洲和美国之间摩擦不断，这种互相推诿增加了国际合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同理心不仅在于感受、理解他人的处境和情感，更在于基于共情而展开的集体行动，即将共情化为互助，为疫情防控奉献自己的力量。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界对湖北等主要灾区的驰援与帮助，固然有赖于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但这样长时间和大规模的动员乃至牺牲，若没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同理心和共情能力作为支撑，是难以想象的。换言之，从“逆行”的医护人员与社区工作者到自觉居家隔离的普通人，中国社会的同理心促成了“万众一心”的集体行动，这是中国抗疫取得当前成就的深层因素，也将是我们最终战胜疫情的重要保证。但即便如此，针对武汉人、湖北人的歧视与排斥现象偶有发生，对国外疫情幸灾乐祸、“隔岸观火”的心态也间或浮现。不论是国外政客贴“中国病毒”标签，还是国内少数人对疫区人民的不理解，本质是一样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同理心的缺乏。所以，在纠正“同理心赤字”上，我们既要向外反击，也要向内审视。
　　只有同理心激发的理念和作为，才能超越地域和文化，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化模式和全球治理框架，塑造基于相互理解和协作的集体行动，应对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挑战。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与重塑同理心的任务相契合。同理心是共同体存在的重要前提，自由和竞争不一定会瓦解共同体，但若同理心被损害，那么人们就会看不到实际面临的共同命运，从而让共同体处于瓦解的危险之中。抗击疫情早已不局限于一国一城，而需要全人类的集体智慧和协作。面对此次的全球疫情，如果延续之前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老路，那么疫情之后我们只能得到一个比之前隔阂更深、纷争更多的世界。但如果全世界能够借共同抗疫之机，在国际与国内层面重视“同理心”的作用，促进各国、各群体、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信任和协作，并给予“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一个宝贵的实践机会，重建全球同理心，那么疫情过后的人类社会将会迎来一个更加健康的状态，从而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开启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