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华大学藤影荷声”公众号

　　2018年初美国单方面提高关税，使很多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主的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风险显著增加，台湾地区即受此影响严重。在新的全球经贸形势下，两岸产业关系将走向何方？我们邀请了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李应博副教授为我们解读。

01、全球经贸形势对两岸产业关系的影响

　　自2018年初美国单方面提高关税以来，全球贸易形势急转直下。这不仅扰乱了国际间的正常贸易秩序，也使得很多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主的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承担了贸易链到产业链的传导效应，产业链条碎片化和断裂风险显著增加。台湾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高达67.6%，且出口到美国所占GDP的比重高于韩国和中国大陆，处于全球生产网络变化期的台湾企业必将受到显著影响。在当前全球产业格局重新洗牌过程中，台湾产业的“OEM”（代工）模式面临挑战，跨国企业在培育自己所能掌控的产业价值链时，逐步会将台湾“挤出”。“代工”由于缺少整体产业链，核心关键性技术无法获取，面临较高“可替代性风险”。
　　大陆台商作为美国代工厂，这些年来为美国很多关键制造业提供零部件。从全球生产网络看，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网络早就在全球化中融为一体，长期贸易摩擦的结果是“一损俱损”。两岸合作的五个主要行业，均是台湾重要的支柱型制造业。两岸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分工特点为：大陆企业集中在制造环节，台湾企业主要居于产业上游研发及中下游集成和品牌阶段。对于美国只作为终端市场的海峡两岸行业企业，通过在生产网络中的垂直整合，通过转移终端市场来规避损失的做法是可行的。
　　对那些只以大陆作为生产制造基地，给欧美企业代工的大陆台商而言，因其生产出的中间品要出口到美国等国家，其面临的不确定性将会显著增加。与美国企业形成上下游供应链关系的大陆台资企业，很多都是为美国大厂代工的中游环节加工制造商，有研究表明：美国对华出口的主要产品中，间接出口及增值折返两种形式占国内增加值比重非常大，如电子和光学设备占27%左右。美国提高关税，将会显著增加这些大陆台商的出口成本。因此，这些台资企业如能寻找到下游市场，将大陆或者与大陆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贸易区调整为产品出口地，才能维持大陆业务和产能不变。
　　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TEEMA）报告显示：对大陆城市投资的影响因素中，投资环境力和投资风险度所占权重（分别为40%和30%）最高。而在这两项指标中，法治环境和经营风险又分别是比重最高的两个因素（分别占15%和25%）。相比之下，城市基础条件、投资条件、消费条件的权重有所下降。这显示了三个特点：维持现状（台湾母公司继续生产运营）的企业占比最大；与大陆企业合资的比重增加；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对大陆扩大投资生产的企业意愿有所下降。

02、两岸经贸与产业合作走向

　　1、两岸经贸关系总体发展
　　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两岸开始贸易往来，当年大陆对台出口0.5亿美元，之后两岸投资额逐年增加。商务部数据显示，两岸贸易额从1989年的34.8亿美元增长为 2018年的2262.5亿美元。2018年，大陆与台湾贸易额中，大陆对台湾出口486.47亿美元，同比上升10.6%；自台湾进口1775.98亿美元，同比上升13.9%，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达1289.51亿美元。台湾是中国大陆第五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贸易顺差来源地。这为台湾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从两岸商品贸易结构看，机电产品、化工产品、贱金属、塑料橡胶和光学、钟表、医疗器械等是主要商品，两岸商品贸易结构体现了台湾相关产业的出口优势。三十多年来，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对台湾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0年后，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从2000年的204.5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289.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2.8％。

图1 两岸贸易额变化趋势（1978-2018）

　　2、台湾对大陆的产业投资发生行业结构性和空间布局转型
　　大陆台资项目从1989年的539个增长为2018年的4911个，累计项目数达到107190个，实际利用台资从1989年的1.6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678.1亿美元。合作领域从农业、食品加工、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家电制造、运输装备、信息制造等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其中，电脑、电子产品、光学制品以及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占1/3强，台商在大陆的信息硬件产业产值占大陆台资总产值的近八成。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地区从最初的珠三角、长三角，到现在的环渤海、西部城市和东北地区，投资地区发生了空间转移。台资企业对大陆的投资与台湾产业结构密切相关。近年来，两岸产业互相投资的总体结构维持在73%的制造业和27％的服务业。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领域分布也发生了变化。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电脑与光学制品投资已超过电子零组件业，成为台湾对大陆的第一大投资领域，光学制品和电力设备投资所占份额也较大；从服务业投资的内部结构看，2012年达到峰值后各行业都出现下滑趋势，其中批发零售所占比重最大，其他行业投资优势并不明显。上述情况反映出两岸在要素禀赋的结构特征。两岸产业分工曾以要素比较优势形成上下游结构。台商投资大陆的主要原因是大陆低价的资源要素（如土地、水、电、气）、社会要素（劳动力、市场条件）和便利化的制度要素（投资政策等）。在通讯、电脑、面板、石化、工具机、电子零组件产品上，台湾对大陆的出口相关系数从2012年开始出现后向（价值链下游）关联，而集成电路产业则与大陆维持正相关。这体现出两岸基于贸易的产业分工效果日趋弱化，台湾在大陆的制造业投资优势迅速减弱，以致近几年一些地区出现了台商撤离现象。
　　3、 “陆资入岛”发展依旧缓慢
　　陆资入台投资核准的项目数量和投资金额近些年出现增加趋势，但增速缓慢。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数据显示：2009年6月30日至12月31日，共核准陆资入岛投资件数23件，投资金额0.38亿美元左右。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经商务部批准，大陆已有444家非金融企业赴台设立公司或代表机构，备案金额25.69亿美元，领域涵盖批发零售、通讯、餐饮、塑胶制品、旅游等多个行业。从陆资入岛情况看，制造业分布居多，以电子零组件和机械设备制造为主要投资领域；服务业所占比重较大，尤其是在批发零售业和银行业。

03、岛内产业发展转型的影响因素

　　1960年代，台湾开始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在制度和产业政策的共同作用下，20多年后跃升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全球产业格局和政治格局出现巨大变化，投资全球化和产业全球化趋势增强，产业转型的雁阵理论得到实践证明。台湾通过转移加工制造环节，产业的地区迁移推动了台湾经济升级。台湾经济具有典型的浅碟型结构：从产业结构看，农业和服务业留在岛内，制造业岛外本地化，大陆为其提供了巨大的地理空间；从价值链角度看，研发和品牌留在岛内，生产环节外移。近三十年来，台湾在几个关键科技型产业上，在全球价值链中形成了竞争优势。
　　但随着全球经贸形势变化，台湾产业外部拓展阻力加大。台北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2018全球重要暨新兴市场贸易环境与发展潜力调查报告》显示，台湾贸易竞争力连续6年下滑，今年更首度由A级贸易地区降级为B级贸易地区，曾以外向型经济为主打牌的台湾，其经济发展的动能被显著削弱。台湾现阶段出现了棘手的“五缺问题”（缺水、缺电、缺地、缺才、缺工）阻碍了产业发展转型。台湾产业发展的内生因素仍是其自身禀赋结构的变化，这个禀赋因素包括岛内自然禀赋、政策导向和政治因素，而这种内生因素对台湾产业发展影响是从正向促进转向了负向阻滞。
　　客观来说，台湾在全球生产网络的部分环节中还存留了较好的竞争力和生产网络链接关系。如果台湾当局能有效拿出岛内经济民生议题的解决方案，台湾在短期内也不会丧失在一些关键产业领域的核心优势。

04、两岸产业关系走向评估

　　2020年1月11日，台湾选举结果揭晓，蔡英文获得“连任”，国民党惨败。国民党为什么没有延续2018年的有利形势在这次胜出？民进党下一步两岸政策将会如何？外界分析评测认为，蔡英文虽获“连任”，但如果真正从2300万台湾民众的利益出发，回到“九二共识”、主动连接大陆市场，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目前台湾当局的唯一选择。
　　在当前大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两岸经济关系是政策视野中的重要关切。曾以投资数量、金额和比例为主要参考指标的评价体系，在面对全球经济放缓和经济周期波动频繁时，其现实解释力已非常有限。两岸产业关系的核心是双方要有共同目标、公共利益突出、价值链竞争力强。那么，应当采取哪些手段推动两岸产业关系高质量发展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为两岸产业创设共同的经济门槛。所谓经济门槛，实际上是指共同共通的产业标准和市场准入标准。既有双方共享的对等性政策便利化措施，也有为建立共同市场而创设的市场机制（如进入、监管和退出）。有了共同的经济门槛，双方合作更容易达成目标。应先从公共利益突出的领域切入，如医药产业、数字经济、健康管理与养老产业，这些产业能够在两岸民众中获得广泛共识，社会组织参与度强，可以充分发挥两岸民间互动的潜力。
　　二是建立两岸新经济协同模式。台湾要素禀赋结构中，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劳动力供给和能源供给缺口。这个缺口越大，对经济转型的制约越强。因此，应推动两岸产业在价值链上共同升级，建立两岸新经济协同模式。两岸产业关系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在一些特定行业已形成了比较固化的模式和分工逻辑。实现价值链协同升级，不是简单改变流程就可以实现的。两岸企业和相关部门需要从研发和商业模式两个环节同时推进，尤其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如北京、深圳、上海、厦门、成都等台资活跃城市，优先考虑以公共投资和社会资本协同的方式建立合作研发平台和商业模式联盟，如中小企业天使创业网络、数字经济共享平台等。
　　三是建立两岸产业融合体系。“融合发展”是两岸产业关系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落脚点。从经济发展阶段看，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转型到经济发展的较高质量阶段，在全球位列高收入经济体之列。然而，这种排名似乎没有给台湾创造经济乘数效应。近年来，岛内民众幸福感急剧下滑，对政治和政策改变经济事实的期待也逐渐减弱，政治绑架市场的情形时有发生。对此，除了推动大陆台商转型升级外，应继续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陆企入岛投资，尤其要高起点、有选择地支持大陆金融保险、高技术企业在台投资，同时推动数字经济在生物科技、观光旅游、绿色能源、医疗照护、精致农业和数字创意产业等领域迅速在台发展。
　　四是在知识产权和产业共同标准上深化合作。在全球标准化的今天，掌握共同标准，意味着两岸将携手站在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两岸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后协商制定了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两岸标准迄今也签订了21项，对保护两岸产品和技术优先权提供了基本机制平台。但两岸互申专利和标准的步伐却一直很慢，且严重不对等。由于台湾对大陆并未完全放开知识产权申请，大陆企业和个人向台湾申请专利的数量远远少于台湾企业和个人向大陆申请的专利数量（二者相差10倍）。此外，由于台湾在一些关键核心产业上仍具有很强的封闭戒备心态，产业核心专利和标准很少移转到大陆。因此，推动知识产权布局与标准的合作开发，是推动两岸赢得全球产业主导设计权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讲话中提出了五项重大政策主张，对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指导意义。这次“大选”虽然民进党胜选，但并不能代表2300万台湾民众的共识。台湾的出路必定是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所有人都应看到历史大势，那就是两岸和平统一的节奏和步调仍稳健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