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4日，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公管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薛澜在线出席“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就中美科技竞争是影响全球经济的关键要素发表主题演讲。
中国过去40年到底发生什么？中国过去40年科技领域取得巨大进展。我们现在科学论文的发表上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全球排名第一，工程科技领域不用说了，在专利申请授予方面也是全球领先的，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技术领域，像AI、人工智能、量子信息、 5G、半导体技术等等，这些方面中国取得了很大进展。
这些成就的取得有各种说法，美国的说法是说中国窃取了美国的技术，其实我们通过事实情况可以看到这是由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持续的投入取得的。可以看到，从80年代一直到2018年全球各个国家在科技竞争方面的研发投入绝对值。红线是中国，中国在90年代在主要创新国家投入的总量是最少，到现在我们已经跟美国相对来说比较接近。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看，我们已经跟美国不相上下。这方面的数据还有很多，我们来看一下研发投入的增长率。90年代，95、96年前后刚才张晓慧院长讲到投入的波动比较大，但是总体来讲，我们国家在科技研发投入的增长率应该说是高于其他的国家。大家可以看到增长率基本都是两位数，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正是由于这种持续的投入和坚持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取得了进步。
这是全社会研发的投入。政府的投入尤其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还远远不够，全社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将近 80%是企业投入，企业投入更多是在产品的开发方面。
改革开放是关键，中美合作研究这方面是非常突出的，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尽管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很强的竞争，但是在学者、机构之间的合作是非常活跃的。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是美国和中国发表的科技论文。右边是中美合作的科技论文占各自的比例。中美合作的论文占美国比例达到18%，占中国12%。所以中美在科技合作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改革开放的开放是关键的一点。
我们过去这些年付的专利费，我们排在全球第二，前面第一是美国。中国很多技术是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购买专利的方式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但是另外一点，中国有这么多的进步，但其实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科技论文数量是最多的，但是在最顶尖的1%的科技论文这方面我们还是跟美国、欧盟有差距的。
另外，刚才谈到的我们在很多关键技术领域被卡脖子，像半导体集成电路，过去这些年始终有很高的逆差（灰色），从过去逐年上升到两千亿美元。2019年逆差下降是我们想买买不到，美国卡脖子，所以使得我们逆差下降了，在这些领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想如果看到美国也许把中国的创新的实力夸大了，中国其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仍然还有很多的不足，体制、机制的问题也都谈到了。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对全世界的科技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像华为的5G，对5G技术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包括在未来解决气候变化等方面，中国在电池、新能源创新这方面可以做出巨大的贡献。
现在潜在的贡献很有可能被美国系统性对中国的打压终止。从2017年以来，美国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从原来的出口管制到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限制包括把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包括美国对跟中国有合作的科学家进行调查。美国所有的手段目的都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希望能够跟中国的科技创新实现脱钩。
这个脱钩是已经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在知识生产领域大家能看到的是一个最新数据，在全球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橙色的线是中美之间的合作，从2019年以后大家看到它已经开始在逐渐下降。在这之前大家会把工作完成，在这之后从侧面反映出来美国对全球合作关系的影响，不光在科学领域还影响技术，而且会影响到全球产业链。
如果脱钩的过程照这样推到极致很有可能就会变成自我利益的实现，最后对美国、中国、全世界都会有一个极大的影响、尤其在全球产业链的影响情况下，大家已经看到很多国家开始做，包括很多企业做两手准备保证产业链的韧性，所以不仅仅是在科技领域还包括产业领域。
怎么管控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问题？目前在中美科技大的方面其实已经有一个现有的框架。这个框架分成两个维度来看：一个维度是科技创新领域进步会加强国防能力，另一方面是对经济促进有帮助。原来在国防领域从冷战开始，美国有一个巴统协议限制技术出口。现在有一个新的安排叫瓦森纳协定主要针对中国，仍然在国防技术方面有非常严格的出口限制。
民用技术领域WTO和TRIPS关于知识产权领域有一定的制度安排，目前正在发挥作用。现在有一些新的领域，如何在这些领域进行制度安排来应对竞争？最近美国也有不少的学者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一批学者提出这样一个框架，按照对社会的贡献和对美国安全领域的风险这两个维度分，相当于进一步分成4个象限确定哪些技术分到不同的领域进行相应的管控。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不管怎么说，其实对于中美两个大国创新领域这么大的国家必须得要加强沟通，在多个层面上。中美创新领域的纠纷很早就有，2010-2016年我参加过中美创新对话，机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对于这样的机制要尽快建立起来，另外的确要有一个合理的框架进行管控，不要让竞争走向极端，所以这两个框架都有各自的问题，但思路是值得去考虑的。
另外，要把竞争的边界理清楚，一定要尽量去避免对全球经济、国际社会负面的影响；一定要尽量减少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另外，需要采取一些措施降低互相之间的不信任，在双方有利的方向上加强合作，比如说气候变化、公共健康等，避免极端风险领域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比如人工智能领域，在这些领域的军事化需要共同采取措施，中美在科技创新领域也需要进一步找到更合理的框架和方式来管控。
供稿丨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