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院蒙克副教授与研究团队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天命观下中国早期家产官僚制的形成》一文，以量化历史的视角和方法，探索战国时期中国官僚制产生和发展的理念基础，对话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一、研究基础 《“祀与戎”：中国东周时期定量历史数据集》
本文采用了量化历史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其基础是笔者和研究团队从2019年以来构建的《“祀与戎”：中国东周时期定量历史数据集》。这一数据集量化处理了《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史记》等传统史料中所记载的东周诸侯国内部的治理现象（如宗法制危机、郡县制兴起、士人向上流动等）和诸侯国之间的国际交往（如战争、冲突和联盟等）。
在未来，蒙克及其团队希望对标由密歇根大学负责开发的、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已经流行半个多世纪的战争数据集“Correlates of War”（聚焦于1815年至今），将《“祀与戎”》 数据集完善、翻译和整理上线，向全球学界开放，从而将其作为中国学者向世界提供的学术公共产品，以参与全球学术基础设施构建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二、基本论点 传统中国官僚制的性质
本文作为《“祀与戎”》数据集的应用实例之一（其它的应用例子可参见：蒙克、曾极麟，《中国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战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2期），希望回应马克斯·韦伯遗留下的一个问题：中国至战国秦汉以来形成的传统官僚制，本质究竟是什么？韦伯认为，它是一种以官僚制的组织和技术为表面工具，但本质上却服务于君主及其家族对国家事务的家产式控制的“家产官僚制”（Patrimonialbureaukratie, patrimonial bureaucracy）——韦伯在《比较宗教学导论——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中将之概括为“有部分特征是属于理性的支配形态，然而其他部分的特征却是属于传统主义的支配形态”，其并非韦伯经典官僚制学说中所提炼出的以法理型权威作为合法性基础的理性官僚制。然而，近来有学者却持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秦代）中国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
针对这一争论，本文回到作为中国传统官僚制发展重要起点的战国时代（476 -221 BC），经过对史料的定性诠释和定量分析，发现：战国时期的国家间冲突和地缘政治外部压力，确实会如查尔斯·蒂利的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推动各国的官僚化改革进程，使之打破过去贵族对官职的垄断，而采取一系列选贤与能的行政实践。然而，随着官僚化进程的深入，官僚集团本身逐渐成长为具备妨碍君主集权统治的政治力量。于是，现实形势变动导致君主的利益考量出现变化，其便会记起《韩非子·扬权》中的告诫，“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彼将代之”，从而重新开始任用宗室贵族以制衡官僚力量，进而阻断将行政权力开放给社会各阶层的官僚化进程，重申君主视治国和行政为其一家之私产的主张。这一过程所打造的便是一种“官僚制为表，家产制为里”的“家产官僚制”。
三、对策思考 “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组织，神一般的技术”
由此可见，如福山等学者所持的对传统帝制时代的美化认识是错误的。事实上，其不仅错误，而且有害。的确，如果两千年前中国就建立了现代意义的官僚制，那么为何今天还要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到过去的中国历史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理性官僚制，并真正意识到那种传统主义的家产制思维可能会如中国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借尸还魂，其才能真正开始面对国家治理改革中所面临的重要挑战。根据本文的观点，要实现行政和治理领域的理性化和现代化，治理技术等物质层面的建设固然重要，但精神层面的理念更新其实更为关键，唯有如此才能警惕和防止传统主义的家产制心态凭借更新、更强大的技术手段死灰复燃、甚至愈演愈烈。正如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创始人E. O. 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在“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一书中所提醒的：“我们有着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组织，却拥有神一般的技术”（Stone Age emotions, medieval institutions, and godlike technology）。物质和精神的错配，正是这个时代所要解决的
原文出处
蒙克，曾极麟：《天命观下中国早期家产官僚制的形成》，《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5期，第201~226页。
供稿 | 科研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