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并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我国应如何践行？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农业强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还面临哪些痛点？未来我们要建立怎样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对此，中国国情国力杂志记者采访了294俄罗斯专享会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亚华教授。
王亚华 294俄罗斯专享会副院长、教授；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
建设农业强国，要推进乡村“五大振兴”
记者：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党的二十大重申“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您认为要建设农业强国，有哪些重点任务？如何推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强国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王亚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反映了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战略要求。中国农业强国的建设目标，是建成综合性农业强国，具备包括农业供给保障强、农业科技装备强、农业经营体系强、农业产业韧性强、农业国际竞争力强这五个重要特征。建设农业强国需要扎实推进乡村“五大振兴”，重点任务和开局起步的关键路径包括：
第一，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产业振兴是农业强国的直接表征，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直接关系到乡村就业机会和农民增收渠道，是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的根本。要发挥乡村经济功能，即提供粮食和农产品供给；要发挥乡村生态功能，即生态屏障与生态产品的功能；要发挥乡村文化功能，推动乡村文化与农耕文明的传承创新。因此需要围绕乡村的“三大功能”完成“三个转变”：把农村从“粮仓”变成“厨房”，通过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把农村从“穷山”变成“金山”，千方百计地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把农村从“田园”变成“花园”，围绕乡村的休闲旅游等文化价值发展乡村产业。在产业发展中，不断完善多元利益主体联结机制，实现多种要素优势互补，让农民成为真正的产业发展主体。
第二，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人才振兴是农业强国的基础，组织动员各类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实施效果。人才振兴的重点是培养造就一支有力的人才队伍，切实解决农村缺人手、少人才、留不住人等问题，乡村人才队伍面临着供需错配等发展困境，人才的数量、质量与结构需要进一步提升或优化。人才作为第一资源，需要各个主体在“引进来”“培育出”“用得好”“留得住”等方面着力，创新人才引进、人才培育、人才使用、人才激励等机制。在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政策引导的同时，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和机制创新，提升乡村人才振兴的制度支撑。
第三，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为农业强国提供精神底蕴。其核心是通过大力挖掘乡村文化功能和文化价值，增强农业文明和乡村文化的吸引力。应不断强化乡村文化振兴的思想根基，激活传统乡村文化的内生活力。推动农村移风易俗，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筑牢乡村文化振兴的物质基础，保护村落空间格局，塑造乡村文化场域。完善乡村文化振兴的体制机制，拓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渠道，促进城乡文化互动助力城乡融合，构建乡村文化建设法律制度体系。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业。
第四，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承载农业强国的自然基础。为了加快农业强国建设，要更加重视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全面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积极提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和秸秆农膜循环利用水平。在乡村发展过程中，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通过科学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全面推进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通过河湖长制、林长制等手段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区域生态补偿制度、生态券制度、碳汇市场等建设，更多发挥市场作用；加强社团组织参与、管护机制改革等，积极发挥社会作用。
第五，推进乡村组织振兴。组织振兴是农业强国的组织保障，也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泉，能够全面带动乡村振兴、提高治理效能。体制性组织承担组织与领导功能，要注重发挥好带头人作用和统筹兼顾功能；经济性组织承担产业兴旺的功能，要鼓励共享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对于外生性经济组织要重视利益联结，对于内生性经济组织要进行大力扶持，实现带动和辐射功能；社会性组织承担着乡风文明、人居环境整治等重要功能，需要大力培育服务乡村的社会性组织，培养村民的公共责任和公共服务精神。为了加快农业强国建设，要更加重视农村经济组织建设和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经营，加快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效衔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核心是要保证资源要素向农村持续的投入和优化配置。对于资源要素向农村的持续投入，关键是用好农村独特的功能，包括乡村的经济、生态和文化功能，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实现城市和乡村的共生共融。对于农村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关键是通过乡村有效的治理，实现乡村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的“多治融合”，这要求激活基层自治有效运行，建立德法共治的新秩序。要通过完善基层治理，加强基层治理队伍建设，用新技术全面赋能智慧治理。通过领导力的供给，带动多元主体参与，形成有效的、多元的利益协同，从而激发乡村独特的功能，实现以城带乡，城乡融合，推动城乡要素流动，特别是能够促成产业的兴旺和人才的回流。
农业农村现代化，立足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
记者：刚刚您详尽阐述了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而乡村振兴战略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重中之重。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段便开宗明义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您能否阐释一下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如何通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补齐“三农”短板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王亚华：独特的国情农情决定了，我国一定要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我国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受到国际上若干一般性规律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中国基本的国情农情的约束。这些约束决定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很多中国特色，例如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度重视绿色发展与和谐共生。一方面，中国生态环境脆弱，人力资源禀赋低下，因此必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把生态环境放在优先的位置，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道路。中国未来绿色发展的模式包含了多个维度：需要高度重视森林、碳汇，建立世界森林和碳汇大国；大力植树造林，恢复植被；高度重视水资源问题，建立人水和谐之国；大力整治污染，建立碧水蓝天之国；使用清洁能源，建立绿色能源之国。
第二，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具有创新性。当代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与转型，是一个高度压缩、快速发展的社会，这决定了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之路必然十分复杂，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模式也一定会多样化。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上，需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适度规模经营，扩大土地规模；推动农业经营模式创新，比如实行土地托管，农民进城务工后将土地托管给当地合作组织，获取土地租金；推广社会化服务，将土地种植的各个环节分包给专业化组织，从而实现规模经济。
第三，多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国在规则制度方面的独特国情，必然会影响中国农村未来社会治理的秩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农村自治、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同时，党政引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儒家文化对于农村自治具有重要影响，这些都构成了中国未来现代化乡村的特征。
第四，渐进的城乡融合发展过程。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关键是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需要通过逐步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来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最终实现农村与城市共同富裕。与此同时，由于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需要通过“三权分置”等制度创新和渐进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也构成了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独特路径。
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农情，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一定是独特的。从更大范围来看，我国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来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点任务和推进路径，需要重点把握以下方面：
第一，完善城乡人口互动体制机制和推进城镇化进程。据估算，从现在起到2035年，中国农村每年仍将有近千万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农村常住人口到2035年减少到4亿人左右。在此期间，应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农业规模经营、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业劳动力要素回报率增加提供人口条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腾出地理空间；推动公共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先投向农村，提升农村居民占有的公共资源增量，缩小城乡人均公共资源差距。
第二，加强农业科技能力和强化现代科技支撑。一是加快推进种业振兴。建设种业领域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培育一批种业领军企业，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二是开展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充分利用生物技术、数字技术，持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做强农业企业和农业产业，大幅提升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领域核心技术掌控力。三是加快农业生产和资源利用技术创新升级。加强农业资源保护，强化退化耕地治理，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保护农业生物资源，降低农业资源利用强度，推动我国农业绿色转型，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第三，建设现代农业体系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生产区域布局，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二是全面推进我国农村生产方式经营变革，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构建以农产品消费为主导、生产与消费一体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三是进一步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继续推进土地“三权分置”改革，鼓励小农户通过土地集中流转、联耕联种等多种方式提高经营规模。通过构建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让广大小农户共享现代农业发展成果。
第四，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成果基础上，探索建立“有进有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动态调整机制；探索成员股和经营股等多种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形式，积极引导农民充分利用资金、资源、技术等要素投入经营股，根据股权贡献设定股权配置办法；加快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实现形式，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突出基层党组织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地位，探索村党支部领办创办合作社、形成“多社合一”的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
第五，提升我国全球农业竞争力和影响力。强化我国在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农产品出口方面的全球竞争力。优化农产品贸易布局，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促进优势特色农产品出口，创新发展农业服务贸易。培育国际大粮商和跨国农业企业集团，推进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协同布局。围绕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等领域，加强全球农业科技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共同制定国际标准规则，增强我国农业产业国际影响力。
第六，强化各级党组织“领头雁”的作用。“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补齐“三农”短板、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在基层治理体系中，坚持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是在党组织领导下的“三结合”，真正让基层党组织发挥“领头雁”带头人的作用，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第七，加快数字乡村建设的步伐。数字技术正在推动中国乡村深刻变革，为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全面赋能。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把握数字时代机遇对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意义重大。应因地制宜，使数字乡村建设与地方实际和发展模式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农业产业的数字化运用应充分考虑特色产业方向，针对不同发展战略，采用多样化数字技术路径。积极构建产学研协同体系，保证技术适宜同样重要。数字技术和应用的开发需要紧贴乡村需求和地方特色，推动其在乡村数字化治理、农业生产智能化管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农产品市场流通等领域充分发挥作用。
第八，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目前我国城乡融合的大背景是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城乡融合也正是要解决这样的失衡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进一步部署，要加快农村的发展，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农村和城镇的差距。围绕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核心是要打通城乡资源和要素的流动渠道，实现要素的双向流动，特别是要发挥以县城为支点的重要作用，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能够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已取得重大成就，未来农业发展任重道远
记者：您刚刚讲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八大任务和实施路径，那您如何看待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情况呢，您认为已取得哪些成就，还存在哪些不足？
王亚华：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过去的五年间，我国经过了紧锣密鼓的战略部署，也进行了系统的政策设计。在2022年9月底，国家发改委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进行了总结评估。从发布的评估结果来看，22个主要指标基本达到了预期，59项重点任务稳步落实，82个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个五年发展目标顺利完成。
关于乡村振兴的成就和不足，也可以从六个方面分别来谈。
首先，粮食安全方面。总体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维持在1.3万亿斤以上，特别是2022年粮食总产量又创历史新高，达到1.37万亿斤，相比1978年的0.61万亿斤，增长了1.25倍；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84.8公斤（按2021年总人口计），已明显高于国际公认的粮食安全线。同时，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正向更高端的食物结构转型。中国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能量摄入量已经非常接近国际平均水平，下一步的目标是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但是与世界农业强国相比，我国仍面临农业“大而不强”等问题。
第二，产业方面。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我国乡村产业实现了新的发展，第一产业取得较快增长，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逐年提升，农作物的机械化比例稳步上升，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已突破70%。同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取得了新进展，特别是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已经达到了30多万家，年营业收入超过了7，000亿。我国农业产值在“十四五”期间加速发展，反映了国家对“三农”工作重视和投入的直接效应。总体而言，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面临诸多严峻问题与挑战，主要包括：扶贫产业的转型与可持续性问题、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问题、乡村产业同质化竞争和市场容量问题、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问题、一二三产融合问题以及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问题等。
第三，乡村生态方面。经过五年的努力，我国乡村生态展现出新的气象。我国乡村生态提升的总体幅度是比较大的，包括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厕所革命等，我国卫生厕所普及率已经超过了70%。同时，我国化肥农药使用量已经实现连续6年减量，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也得到较大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同时，我国通过推行河长制、林长制等，使得乡村的生态建设有了更好的制度保障。当然，目前的乡村生态建设距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战略要求仍然有一定差距。我国仍存在化肥农药施用强度过大问题、农村水土资源恶化问题、农村环境治理难题。与此同时，我国还存在着生态先天脆弱、乡村布局与人口趋势的矛盾、农村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任重道远等难题亟待解决。
第四，乡风文明方面。经过五年的整治，乡村文化已经呈现出崭新风貌。全国县级以上文明村、文明乡镇占比分别超过65%、80%。我国的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包括农村普惠性幼儿园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国家认定了6819个中国的传统村落，农村的文化价值不断得到挖掘，农村移风易俗也取得了成效。但是，我们农村在乡风文明的建设上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农村道德滑坡、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文化生活匮乏、封建迷信严重、科学素养较低和公共精神缺失等问题尚待解决。
第五，农村治理方面。乡村治理在过去五年间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开创了新的局面。我国已逐渐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并稳步推进三治结合，在自治、法治、德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我国派出了200多万个驻村工作队队员和第一书记为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活力。并且通过农民的自主治理和乡规民约的方式，改进乡村风貌。当然，我国在乡村治理方面依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从短期看，乡村治理存在乡村人才短缺和结构不合理、集体经济薄弱、内生动力不足等难题；从长期看，乡村治理面临自主治理难题、法治建设问题、乡村智治问题等挑战。
第六，生活富裕方面。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从农民的收入来源来看，现在处于第一位的是工资性收入。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农村的民生在不断改善。然而，在促进农民生活富裕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不仅体现在对农业依赖性不断下降、就业和收入稳定性较低、增收渠道有限等方面，还存在财产性收入增长较慢、基础设施不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城乡富裕差距大等问题。
记者：“三农”问题包括农业、农民、农村，而您在农业领域有很多研究。所以您能否仅从农业方面谈谈当下我们面临的挑战？
王亚华：第一，劳均农业增加值（农业增加值与农业劳动力之比）、农业劳动生产率距离世界农业强国仍存一定差距。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的劳均农业增加值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农业劳动力投入不具备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而且不断攀升，是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短板之一。这一方面原因是我国从事农业活动的人较多，另一方面原因是我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较为薄弱。
第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与世界农业强国相比，我国仍面临农业“大而不强”“品质不高”“国际竞争力不足”等问题。当前我国农业“走出去”企业普遍存在信息获取难、企业融资难、产品回运难的“三难”问题。农业“走出去”企业规模小、韧性不足，极易受到国际局势动荡的冲击。截至2020年底，中国农业“走出去”企业中资产总额低于1000万美元的占66.13%，200万美元以下的占36.53%，业务贯通全产业链的企业仅占6.93%。
第三，农业科技化水平有很大提升空间。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的支撑和贡献较低。在种业科技领域，较高附加值农产品的核心种源大部分仍掌握在国外公司手里，中国具备研发能力的种业企业较为稀缺。在机械化方面，国产农机还不能适应大部分作物的全部作业环节，经济作物的机械化水平较低，高端农机具主要依靠进口。并且，我国基础研究和技术发展较为薄弱，智慧农业的关键技术处于起步阶段。
第四，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突出。我国2020年农用化肥施用量5250.7万吨，较2015年降低12.8%。但化肥、农药等的施用强度仍较高。同时，垃圾和污水处理率低这一问题在农村地区也尤为突出。2016—2020年，我国农村污水排放总量持续提升，2020年全年全国农村污水排放量达337.1亿立方米；全国20.23亿亩耕地中质量等级评价为一至三等的耕地面积为6.32亿亩，仅占耕地总面积的31.24%，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保护压力。
城乡融合发展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极端重要
记者：您认为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王亚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中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的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虽然我国城乡的收入差距在过去十年间不断缩小，但目前仍有2.5倍。我国城乡发展高度不平衡，以及我国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共同决定了中国式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一定是独具特色的。因此，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很重要的成色，也是未来建成强国的重要标准。所以这也意味着城乡问题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可以从六个方面入手。
第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我国已经实施了新型城镇化战略，并同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二者的协同推进使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加快，城乡之间要素从相互分割转向互通流动。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政策，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设计，对我国的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做了系统的设计，所以未来畅通城乡融合的步伐还会进一步的加快。
第二，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城乡一体化，在此过程中需要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目前我国所有的建制村已经实现了硬化通路，农村集中式供水的农户已经接近90%，也实现了村村通邮和村村通宽带的任务，是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中国的农村已经全面建立了社会安全网，标志性的成果就是新农合和新农保，教育和医疗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乡村基础设施供给，提高乡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公平程度，推动城乡协同发展。
第三，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推动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农业农村在国民经济和资源配置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且城乡二元体制长期束缚造成的农村要素市场化程度低，城乡要素之间的剪刀差和农村要素单向流向城市，城市的资本、信息、技术和农村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并没有实现完全结合，这些体制机制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的合理配置，使农业农村要素配置积攒了巨大势能。因此，需要推动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农村农业要素潜能，推动城乡要素流通。
第四，深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构造城乡连续体。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尤为突出，因此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成为关键，需要推动城乡融合式发展。在此前的城乡发展阶段中，始终以“城市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城乡关系，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随着城乡的不断融合，已逐渐无法按照人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征将社会精确地划分为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城市”和“乡村”应被视为城乡连续体上的点，而非二分法下的两个独立分割的社会。因此，应推动城乡之间的人口融合、经济融合、空间融合，形成城市与乡村融合共生的发展格局。
第五，深化农村改革。“三农”体制创新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断巩固和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巩固提升。过去十年我国种粮的市场主体数量增长非常之快。同时，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目标，为农民进行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化分红和财产性收益提供了坚实制度基础。过去十年间的“三块地”改革中，农村土地征地征收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相继破题。中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经济蓄水池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中国土地改革在过去十年间不断进行试点试验，扩大改革范围，使得农民享受了越来越多的财产性的收益，激活了农村的整体体制。因此，通过深化农村改革，将能够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也能够为进城落户农民提供更加根本的权益保障。
第六，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双轮驱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是互利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二者深度融合是构建新型工农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政策体系和治理实践中，应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联动，以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作为抓手，推动城乡交融发展，形成城乡共同体。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双轮驱动，能够缩小城乡差距，高质量推进城市与乡村的和谐发展。
记者：请您谈一下对于未来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展望和期待。
王亚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具体来讲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如果从世界范围内先行国家现代化经验来看，“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对于乡村振兴的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以及农业强国建设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农业强则国强，农村美则国美，农民富则国富”。
“农业强则国强”。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在2万美元以上，按照这个标准，全世界发达国家有40多个，而其中只有约1/4的国家是农业强国。这说明，发达国家不一定是农业强国，而农业强国基本上是发达国家。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和弱质产业，相比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振兴难度更大，更加依赖科技实力和组织经营能力。如果一国有能力实现农业强国的目标，自然也有能力拥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农村美则国美”。目前，全球约5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城市仅占地球土地面积的3%。除了极少数的城市国家，绝大多数国家的农村都占据国土空间的主体。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不到国土空间的1%，绝大部分国土空间是农村区域，包括广袤的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这意味着，如果我国的农村能够建设成为美丽乡村，那就从主体上建成了美丽中国。
“农民富则国富”。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社会特征是非农产业和农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小，城乡居民生活条件差距小，城乡收入差距通常在1.5倍以内，不少发达国家（如日本）的农村居民收入要高于城市。这说明，一个国家的农民在经济上富裕是这个国家作为富裕国家的有力证明。因此，如果我国的农民从整体上变得富裕，那就意味着我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富强国家。
围绕中国式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立足国情走出以下八条道路。
一是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城乡融合是实现乡村振兴最关键的第一战略，因为未来中国的乡村要振兴，就要通过城乡融合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共荣，实现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
二是要巩固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走农村改革创新之路。特别是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经营制度改革过去十年已经取得很大进展，未来还要进一步的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的红利。
三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高质量农业发展之路。目前在我国农业的问题中，产品相对过剩现象依然存在。因此要推行供给性的结构性改革，提升质量。高质量经济在农业部门表现为高质量农业，我国在这一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
四是围绕乡村治理体系，通过三治融合探索乡村的善治之路。通过农村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不断发展，推动乡村不断实现治理体系的完善，形成稳定的乡村治理格局。
五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走绿色发展之路。农村的绿色发展对于美丽中国的建设有根本意义。因为农村覆盖了我国大部分的国土空间，所以怎么让农村更绿色更生态，这也是未来发展的导向。
六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命题，也包括如何提升文明的全球影响力。中国的文明要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根本上是我们的农耕文明如何复兴，这就是乡村文化兴盛的问题。
七是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随着我国消除绝对贫困，一方面要防止规模性返贫，另一方面还要探索农村的相对贫困治理，不断推进农村的共同富裕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
八是利用数字时代的机遇，走智治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道路。智治的核心是新兴技术的运用，这是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利用好这个机遇，就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
来源丨中国国情国力杂志微信公号
供稿丨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